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並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壹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壹”（《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壹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壹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沈，語言簡潔凝煉，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入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壹掃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贊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鬥。”（《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四百余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五古《追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裏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並》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註意。後人有曾鞏能文不能詩之說，其實不是不公正的。
曾鞏壹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壹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鏡考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 金石錄》。
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壹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
曾鞏培養了壹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宋元學案》雲：“陳無己（師道）好學苦誌，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壹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足見曾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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