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選：胡適選註·民國高級中學國語讀本

我們從穿衣打扮的時尚裏可以看到壹個頗為明晰的行為規律：文化素質越低、審美趣味越差的人，越容易受到流行風尚的影響，成為流行風尚的追隨者；而文化素質越高、審美趣味越好的人，越會有自己的主見，超脫於流行風尚之外，其中出類拔萃者甚至試圖以壹己之力創造風尚，引領新的潮流。　　每個時代的文學風尚也遵循著同樣的規律。以詩詞而論，大眾審美趣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流行選本塑造出來的，而每壹個選本，莫不體現著編選者的個人趣味和個人目的，以及個人的各種判斷和各種放棄。從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詞作品裏挑選幾百首出來，編選者的水平越高，選本的個人色彩也就越濃，不同選本之間的差異也就越大。胡適的這本《詞選》就是個人色彩極濃的壹個選本，其中編選的詞作和今天流行的壹些選本的重合度並不很高。　　白話，或者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活的語言，是這本《詞選》最核心、最突出的個人趣味，是胡適試圖借這本《詞選》樹立起來的壹個新的時尚標桿。眾所周知，胡適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弄潮兒，而在胡適的眼裏，所謂新文學基本可以等同於白話文學。這在當時是壹種極大膽的見解，因為在中國古代的傳統裏，書面文字和日常用語壹向都是脫離的。我們看古代的文章，秦漢的文章和明清的文章雖然有兩千年的時間跨度，但表達方式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這是因為，口語雖然總是隨著時間流轉、地域差異而變動不居，但當古人壹旦提筆著文，便自覺地拋棄了日常語言，轉而使用壹種超越於時間與空間之外的世界語。　　古文的確就是古代中國的世界語，正如幾百年前的歐洲各國雖然在交談的時候都會使用各國的語言、各地的方言，但只要壹提筆，壹定要規規矩矩地使用拉丁語才行。即便在拉丁語幾乎已經徹底退出日常語言的舞臺之後，各國的知識分子仍然在書面上執拗地保留著這種死的語言。　　繼而，日常語言不斷對拉丁語攻城略地，最著名的事例就是馬丁·路德用德語翻譯《聖經》，使《聖經》的解釋權從此不再被精通拉丁文的教士階層壟斷，使德國人可以借由活的語言，即當時德語的日常語言，來直接領受上帝的恩典。　　胡適做的正是類似的工作，只不過出發點不是功能意義，而是審美意義。胡適認為，社會永遠在變，語言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變化中的語言才是活的語言，而那種無論社會發生何等天翻地覆的變化，自己卻始終巋然不動的語言只能被稱作死的語言。壹個生機盎然的東西總是容光煥發、富於美感，而死去的東西缺乏生機與活力，美感貧乏，只會令人生厭。所以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壹文中說：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壹些價值有壹些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余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所以，當胡適開始整理國故的時候，很自然地會偏愛那些古代的白話文學。古代的白話文學確實不多，《詩經》裏的壹些篇章，或者說壹些篇章當中的壹些段落，用的是先秦時期的白話，然後，當詩言誌成為中國儒家的壹項經典的創作標準之後，寫詩就必須講求雅正，免得被讀者以詩觀人，認為作者是個心思淺薄、舉止輕浮的家夥。但是，當詩歌過早地、且不可避免地脫離了白話傳統之後，詞，這種唐宋時期新興的文體，將創作者們從正襟危坐的拘束裏解放了出來。正經的內容就完全交給詩和文章好了，而酒席歌宴、男歡女愛，這種放肆的小情小調大可交由詞這種新的文學載體來承擔。所以，在詞新興的時候，內容往往不那麽雅正，有相當多的作品甚至流於所謂的低級趣味，人們在詞裏放得開了，不憚使用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話。　　也正是因為這些緣故，導致了詞在古代的地位壹向不高。人們總是對詩給予最大程度的重視，編選文集的時候也會把詩作放在前面，而對於詞，要麽幹脆不予收錄，即便收錄的話，壹般也會放在文集的末尾。甚至晚至清代，即便是畢生致力於填詞、以詞名世、亦致力於提高詞的文學地位的納蘭性德，在師友們為他編纂的文集裏，詞照樣循規蹈矩地排在詩的後面。這在胡適看來完全是本末倒置，死文字沒理由比活文字更受重視，死文學沒理由比活文學更被青睞。　　胡適編選這本《詞選》，在當時也是特意在提高詞的地位。他選的詞，都是白話風格較重的作品，而對那些語言典雅、用典稍多的作品，也就是更富於文人趣味、更遠離民歌趣味的作品，壹概棄之若敝履。　　胡適認為活文學還有壹個重要特點，那就是符合語言的自然狀態。胡適在寫給錢玄同的壹封信裏說：五言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軒詞?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此絕非五言七言之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