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壹個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它不諱言中國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落後於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議會式的立憲政體，而且提出了將政治公開於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這樣才可能使施政臻於完善；在經濟上鄭氏主張由民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在教育上，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見解。
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國的法律和法律的運用無不體現了黑暗與殘暴，所以須得向西方學習，他說"西人每論中國用刑殘忍，不若外國寬嚴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作品影響
《盛世危言》問世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壹觸即發之時，國內的民族危機感極重，該書出版後隨即轟動社會及以極快的速度傳播。據說《盛世危言》亦曾呈給光緒帝，光緒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
該著作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推動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亦評“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由此，可窺見該書對治理國家之價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戰爭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論著。
除清朝社會外，著作對其後的社會亦產生廣泛影響。《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對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亦為1898年開始的百日維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於《蔡元培年譜》評價該書：“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觀念和“以商立國”的商戰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及商業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
這部著作喚醒了千百萬沈睡的靈魂，影響了康有為、孫中山等人，甚至是毛澤東在年輕時也經常閱讀。毛澤東讀到《盛世危言》壹書，深受啟發。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幾次提到這本書對他的影響：“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鄭觀應）是個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