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其中也包括了《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史記》、《爾雅註疏》、《說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鑒》、《孫子兵法》、《國語》、《水經註》、《戰國策》、《本草綱目》、《茶經》等其他經典著作，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來華歐洲傳教士的壹些著作，為後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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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編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瑢負責，任命皇室郡主於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曾參與編撰並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3600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3800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征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據統計，光是征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這些書篩選後按“著錄書”及“存目書”分別收入，其中“存目書”不錄全書，只摘部分內容，而“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後，還要與原本反復校勘。最後收錄的圖書有3461種。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於識別，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顏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黃色。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抄7部，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壹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壹些書有詆毀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並最終刪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刪除，但是依然存在宮中，沒有銷毀，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進行了《四庫全書》最後壹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壹步完善《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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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改古籍
編纂四庫全書時，清廷為維護統治，大量查禁明清兩朝所謂有違礙字句的古籍，見四庫禁書。並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嶽飛的《滿江紅》名句“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館臣把它改為“壯誌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的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孔子家鄉被金人占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雕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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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的命運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其中文源閣本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杭州文瀾閣藏書樓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鈔，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壹，於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復後的文瀾閣。文瀾閣本在民國時期又有壹次大規模修補，目前大部分內容已經恢復。因此《四庫全書》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臺灣，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壹部）。文溯閣本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後從沈陽故宮轉運至蘭州，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而殘缺的文瀾閣本則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1966年10月，為保護《四庫全書》安全，經中央有關部門協調，遼寧省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運至蘭州，藏於山中。目前，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方面也修建藏書樓，加強保護。文溯閣《四庫全書》其最終歸屬仍未定。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分別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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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壹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壹部叢書。
據文津閣藏本，該書***收錄經、史、子集書籍3450 種，79072 卷、36000 余冊）
"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壹起，供人借閱。此說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壹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壹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分四步：第壹步是征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壹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壹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壹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圖書。《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四個來源：壹是內府藏書，二是清廷官修書，三是從各地征集的圖書，四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這類著作***有6793種、93551卷，比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多出將近壹倍。對於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壹種圖書壹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壹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於卷內，送呈纂修官復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朱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復審意見，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三審之後，送呈禦覽。
第三步是抄寫底本。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征者報名後，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跡端正與否，擇優錄取。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因此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跡勻凈者予以錄用。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壹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別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體不工整者，記過壹次，罰多寫10000字。由於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余萬字。
第四步是校訂。這是最後壹道關鍵性工序。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制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確系謄錄致誤者，每錯壹字記過壹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壹處記功壹次。各冊之後，壹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壹書經分校，復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分校、復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於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壹部《四庫全書》終於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接著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七閣之書都鈐有璽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鈐"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鈐"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方印。
《四庫全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按照內容分類，包括4部44類66屬。經部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小學類又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史部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詔令奏議類又分詔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誌、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制、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子部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占侯、相宅相墓、占蔔、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集部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布的各種圖書。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內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當然，《四庫全書》的內容也有不足：第壹，重視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壹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壹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第三，不收戲劇著作和章回小說。第四，圖書正文或有刪節或挖改。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也就是寓禁於征的過程，也就是大興文字獄的過程。據統計，在長達10余年的修書過程中，禁毀圖書3100多種、15萬部以上。在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中，也有不少刪節或挖改。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產品。《四庫全書薈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抄兩部：壹部放在宮中禦花園的摛藻堂，壹部放在圓明園東墻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內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由於這些考證文字出於紀昀、戴震、姚鼎、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只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四庫全書考證》壹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匯編，該書對於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壹書，並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庫全書》編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壹，安定的社會環境。修書期間，正當康乾盛世，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幹擾。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壹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弘歷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弘歷都壹壹過問，親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壹概包攬下來。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壹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並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第五，破格錄用人材。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從《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庫全書》的流傳情況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匯閣本已蕩然無存，只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至今。文淵閣本今藏臺灣省，文津閣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今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在戰火中多所殘闕，後來遞經補抄，基本補齊，今藏浙江省圖書館。
如何評價《四庫全書》？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刪削、挖改內容等過錯，但就整體而言，應當是功大於過。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壹次總結。《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弘揚民族文化，對於傳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200多年來，遞經戰亂，如果沒有集眾書於壹身的《四庫全書》，古籍將會大量散失，從而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匯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並收入《四庫全書》者***有385種，不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見天日，而且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壹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四庫館臣網羅眾本、慎選底本等做法，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壹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是古代任何官私書目無與倫比的，其編纂方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匯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的出版，正是弘揚民族文化、繼承和發揚《四庫全書》的優良傳統而結出的豐碩之果。總而言之，《四庫全書》是18世紀70到80年代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壹項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類文化史上寫下了重要的壹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