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對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恐怕是壹個歷史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每壹個民族或國家的貢獻又不完全壹樣.有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對周圍的民族或國家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積之既久,形成了壹個文化圈或文化體系.根據我個人的看法,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總***形成了四個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壹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壹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在這四個文化圈內各有壹個主導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個民族或國家又是互相學習的.在各個文化圈之間也是壹個互相學習的關系.這種相互學習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文化交流.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文化交流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前進.
倘若我們從更大的宏觀上來探討,我們就能發現,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壹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東方”在這裏即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謂第三世界.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學習的關系.僅就目前來看,統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文化,歐洲史學家早有這個觀點,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裏（索麥維爾節錄,曹未風等譯,上、中、下三冊,1986年第5次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從世界歷史全局出發,***發現了二十壹個或二十三個文化（湯因比稱之為社會或者文明）：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又可以分為拜占庭和俄羅斯兩個東正教）、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以、遠東社會（又可分為中國和朝鮮、日本兩部分）、古希臘社會、敘利亞社會、古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印度河流域社會、蘇末社會、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馬雅社會、黃河流域古代中國文明以前的商代社會（見原書上冊,頁43）.
湯因此明確反對只有壹個社會——西方社會這壹種文明統壹的理論.他認為這是“誤入歧途”,是壹個“錯誤”.雖然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經西化了,其它的社會（文明）大體上仍然維持著本來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這壹條.（原書上冊,頁45-48）（2）科技方面的貢獻.
四大發明、天文歷法、中醫藥學、農業科學、算盤,二進制：數的壹種表示法,十進制是逢十進位,二進制是逢二進位.二進制只用“0”和“1”兩個記號,現代電子計算機大都用二進制.
煉丹術：中國煉丹術傳入阿拉伯,直接推動了阿拉伯煉丹術的生長,阿拉伯煉丹術又影響了歐洲煉丹術,而現代化學便是在歐洲中世紀煉丹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學者高度評價中國煉丹術的世界意義：“中國煉丹術的基本思想,經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蘭教西班牙向西推進的結果,傳遍了整個歐洲.葛洪的理論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術語,在他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普遍地被這些國家的煉丹家所采用.……如果我們承認煉丹術是近代化學的先驅,那麽中國煉丹術原有的理論,便可看作制藥化學最早的規範”（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第322-333頁）
中國瓷器和絲綢制作技術的傳播,古代絲綢之路.（3）中國藝術
中國神秘而又多彩的藝術,曾使幾代西方哲人和藝術家為之傾倒.18世紀歐洲啟蒙大師伏爾泰把東方稱為“壹切藝術的搖籃”,並認為“西方的壹切都應該歸功於它”.19世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認為：“中國藝術有壹種無邊無涯的富饒性.”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的100年間,歐洲風靡羅科科風格,而羅科科風格的核心是崇尚、追求包括絲綢、瓷器、漆器、園藝、建築在內的中國藝術情調.
中國情趣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在園林布置方面.歐洲人認為,中國園藝兼有英、法二國之長.他們說,中國國藝匠心獨運,崇尚自然,不像歐洲那樣整齊呆板.於是中國式的庭園壹時流行於歐洲各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地都出現了中國庭園的模仿物,遺跡至今尚能見到.
中國繪畫也傳入歐洲,主要是中國的山水畫和人物畫,在瓷器上表現最為突出.有壹些畫家也作有中國情趣的繪畫,比如孤島帆影、綠野長橋之類.據說梵高也學過中國潑墨書.（4）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在國外影響廣泛.《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聊齋誌異》、《金瓶梅》被譯成多種文字,並獲得外國學者的高度評價.德國文豪歌德在談到中國文學時說：“當中國人已擁有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裏生活呢!”黑格爾則認為：中國詩詞可以“比較歐羅巴文學裏最好的傑作”.（5）中國哲學
中國的哲學亦在17-18世紀的歐洲產生深刻影響.
德國古典哲學的先驅萊布尼茨是第壹個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於西方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家.他在為《中國近事》所寫的導論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世界上還有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壹大覺醒!”他的這壹論斷開啟了以後啟蒙思想家借重中國文明鞭笞歐洲舊傳統之先河.萊布尼茨又比較中西文化說：“歐洲文化之特長乃數學的、思辨的科學,……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因此,他極力主張進壹步擴大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
中國文化的倫理型傾向也引起歐洲思想家的廣泛註意,他們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首先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直到法國大革命,中國哲學中的德治主義還對雅各賓黨史人發生影響,羅伯斯庇爾起草的1793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第六條說：“自由是屬於所有的人做壹切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的權利,其原則是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德國馳名全球的社會哲學戲劇家布萊希特,便專註於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墨翟的“非攻”、“兼愛”等思想,老莊修身治國的哲學理論以及“柔弱勝剛強”的學說,均為布萊希特所特別關註.中國哲學不僅給布萊希特與德國表現主義戲劇家的哲學論爭提供了有力的論據,而且大大開拓了他的哲學眼界,推進了其哲學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使他從壹個歐洲學者變成了壹個世界性的文化巨人.
中國傳統哲學在19世紀的俄國也頗有影響.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對中國哲學便極感興趣,他研究過孔丘、墨翟、孟軻等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學說,而對老聃著作的學習和研究壹直持續到暮年.他曾說：“我被中國聖賢極大地吸引住了,……這些書給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認為,孔子和孟子對他的影響是“大的”,而老子的影響則是“巨大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聃“無為”思想的啟迪.
錢穆（1895-1990）先生說：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系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壹”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壹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俞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壹.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壹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壹,這個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壹”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壹種主張.（6）中國經籍西傳（錄自季羨林先生論文《從宏觀上看中國文》）
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沖的理所當然也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歷二十壹年（1593）,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和康熙八年（1669）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末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奧國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力濟（Francois Noel）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壹七八三年至壹七八六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2）,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十四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壹部分.康熙末年,馬若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制《皇朝壹統與地全國》,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聖澤有《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赫蒼壁於康熙四十年（1701）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7）孫子兵法在世界軍事學界和商界有很大影響.（8）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重大影響
梁啟超曾分中國史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階段,而以秦統壹至清乾隆末年為“亞洲之中國”時期.從秦至清約2000年間,中國是亞洲歷史舞臺的主角,中國文明如同水向低處奔流,氣體由濃聚點向稀釋區擴散,強烈地影響著亞洲國家,日本、朝鮮和後來獨立的越南,均以中國為文化母國,大規模地受容中國文化.
中國和日本是壹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的交往由來已久.4世紀中葉,大和政權統壹日本.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壹次遣隋使,新興、強大的隋帝國給日本使節留下了深刻印象.7世紀初,聖德太子仿效中國制度,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推行了“推古朝改革”.革新初見成效,使日本國統治者更堅定了移植中國文化的信心.唐帝國建立後,政制的完備、軍事的強盛、文化的發達都呈現出罕有的壯觀,日本國統治者對唐文化敬慕萬分,公元623年,自唐回國的留學僧惠齊、惠光等人上奏朝廷雲：“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壹年條）朝廷接受了這壹建議.630年,日本派出第壹批遣唐使,在此後200多年中,日本***任命遣唐使18次.在返日的留唐學生的策動下,公元645年,日本發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維新以“西洋化”為最高理想壹樣,大化革新是以“中華化”亦即唐化為最高理想.在奈良朝約80年間,遣唐使達於全盛.使團組織龐大,團員常多達五六百人.使團中除大使、副使外,包括留學生、留學僧和各種技術人才,他們“虛至實歸”,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將盛唐文化引入日本.
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化交往亦溯源久遠.還在古朝鮮時期（前5世紀——前1世紀中葉）,儒學與漢字便輸入朝鮮.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時期（前1世界中葉——7世界中葉）,朝鮮三國從不同渠道大規模吸納中國文化：高句麗從陸路傳入儒教,以漢儒的典章制度為重點；百濟從海路傳入中國南方文化,吸收了六朝的多樣性學術思想；新羅則是經過高句麗、百濟間接地吸收中國文化.
迨至唐代,高句麗、百濟、新羅積極向唐遣送留學生,入國學習中國文化.新羅統壹朝鮮後,更以唐制為立國軌範.
漢字曾是東亞世界的通用文字,中國境內各民族、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都曾以它為正式甚至唯壹的書寫系統.
漢字成為東亞世界的通用文字,與儒教（中國周邊地區對於儒學的稱呼）、佛教等的傳播密切相關.在朝鮮半鳥,漢字的傳入與使用,與儒教經典的傳入與使用同步.在日本,最早的漢字傳入的記載,也就是最早的儒教經典傳入的記載.在越南,漢字隨“化訓國俗”的儒教《詩》《書》傳入,所以古代越南人又把漢字稱作“儒字”.
隨著東亞各國傳統教育制度的確立,儒教經典成了東亞各國的通用教科書.這樣的歷史延續了壹二千年,學習漢字的歷史便也同步延伸.當然,後來還得加上佛教乃至道教的作用.
在使用漢字的同時,有些民族或遲或早也創制了自己的文字,這時漢字往往會成為參照的樣本.日本的“假名”利用了漢字的偏旁,而“假名”的說法與“真名”（漢字）相對,顯示了濃厚的漢字尊崇意識.朝鮮半島的“諺文”雖然是拼音文字,但也利用了漢字的筆畫和結構方式,而“諺文”的說法也與“真書”相對.越南的“字喃”（又稱“喃字”,即“南字”）,利用了漢字的構件（偏旁）和構字法（假借、會意、形聲等法）,讀音依據“漢越音”（唐代傳入越南的漢字讀音）,以“南字”與“中字”或“北字”（漢字）相對.中國歷史上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都利用了漢字的偏旁和筆畫.
漢字曾經比各民族文字更高級,更時髦.在古代的朝鮮半島,漢字級別最高,“諺文”次之.古代日本人寫文章,善用假名的,不如善用“真名”（漢字）的；男人多用漢字,女子多用假名,文字等級暗示性別差異.越南的漢文學作品,遠多於“字喃”文學作品.
進入近代以後,由於西風東漸,也由於中國積弱,在東亞各國,漢字的地位空前的挑戰.有的限制使用漢字,有的禁止使用漢字,有的走上了拼音化道路.然而,隨著中國走向偉大復興,近年來漢字在東亞各國重新受到重視.可以預見,以後中國人去東亞各國旅行,會像古人壹樣方便,因為到處都有漢字.
在東亞各民族語言中,都存在大量漢字詞匯.比如在韓語、日語、越語中,它們都占到詞匯總數的六成以上.所以漢字對於這些語言的影響便也依然“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地存在著.
在些古漢語詞還活在東亞各國的現代語裏,成了“活化石”.如韓語裏叫未婚小夥子為“總角”（出於《詩經》）,日語裏說車站還用“驛”越語稱博士為“進士”,院士為“翰林”,鐘表為“銅壺”……古代中國人把大門叫作“玄關”,它在日語裏壹直保存著本義,但近年來回傳中國,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門廳”.漢字的影響此消彼長,風雲詭譎,漢字詞匯的表現神出鬼沒,氣象萬千,它們***同構成了東亞文化史的厚重壹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