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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怎樣篡改嶽飛的《滿江紅》?(組圖)

清人入關,軟硬兼施地搶走了漢族的“天朝大國”,當然,名不正、言不順了。剛開始,滿人統治的辦法,依舊是鐵腕。在政治上,大搞“白色恐怖”;在文化上,大興“文字獄”。像“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血腥殺戮,只是滿人強權的“下馬威”。及至完成了形式上的統壹,赤裸裸的殺戮便告壹段落,甚囂塵上的是思想箝制與文化高壓。即便是相對穩定的所謂“康乾盛世”,清廷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仍然沒有裁撤,反倒愈演愈烈了。尤其表現在《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眾多經典的肆意篡改。即便家喻戶曉的名詩名句,他們也不肯放過

。(右圖:《四庫全書》書影)

《四庫全書》卷人囊中的古籍,大多被動過手腳,因此,許多是二道販子塞進來的“水貨”。滿清朝廷太在乎漢人對他們的態度了,俗語講:“當著矬人,別說短話;對著和尚,別罵禿子。”所謂犯忌諱的話,其實,任何時代都存在,多少、輕重而已。壹旦這些討厭的言辭成為街頭巷尾、滾滾而來的公眾話題,那就形成了壹種輿論,甚至代表民意了。既然語言可能形成暴力,便把這些隱患扼殺在搖籃裏。正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下圖:《四庫全書》的總篡官——紀曉嵐)

那些《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比如紀曉嵐之類的漢臣,自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惟恐壹走神兒,漏了壹些不三不四的敏感話題,或者犯禁的字眼兒。結果,弄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漢臣們使出渾身解數來摳字眼兒,寧可錯殺壹千,也不可使壹人漏網。他們比那些大辮子主人考慮得還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中華文明的先賢、聖哲,統統都得“過篩子”。公開與清廷作對的人物,當然,混不進《四庫全書》。參與編纂的飽學之士最傷腦筋的是,怎樣修修剪剪,削削砍砍,使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盡量不引起更多的政治聯想。實在不堪錄用的,盡可丟進垃圾筒;實在有嫌疑、又能舍棄的人物和作品,只得由這幫禦用文人,來擦屁股、來貼補丁了。

比如,北宋的民族英雄嶽飛,他創作的《滿江紅》早已深入人心。這種人物,既不能丟開不用,又不敢原文照搬。怎麽辦呢?公然篡改吧!“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中的“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語匯。《四庫全書》的編纂者,替嶽飛捏造出壹句不倫不類的新詞:“壯誌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這叫什麽玩意兒呢?《滿江紅》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頓時被閹割了。政治指向極為明確的詞句,變得曖昧、閑散

。(下圖:民族英雄嶽飛的塑像)

生活年代稍晚於嶽飛的南宋詞人張孝祥,也遭受了被篡改的命運。他那首著名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同樣挨了刀。詞作的內容很簡單,描寫中原父老、尤其是孔子故裏被金人占領後的悲慘遭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想不到,“膻腥”這個詞犯忌,是不是對草原民族含沙射影,或者聽起來有些粗暴?幹脆改作“雕零”。這麽壹改,似乎北宋淪陷區和金國侵略者立刻就握手言歡、親如兄弟了。即便歷史是壹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能做掩耳盜鈴式地篡改。稍有頭腦的文化人自會去偽存真、立此存照

。(下圖:張孝祥的傳世手跡)

被《四庫全書》推來搡去的名人名篇多如牛毛,再如,和張孝祥同時代的陳亮,也沒跳出被篡改的“黑名單”。他那首《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就有問題:“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壹個半個恥臣戎。”其中的“恥臣戎”用法不妥,立馬改過來——“挽雕弓”。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也得改!“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寄奴”是詞人對劉宋皇帝的親切的稱呼。這就不行!幹脆改成“人道宋主曾住”。倒不是提這個人物怕引起什麽聯想,也不是清廷最忌諱“胡”、“戎”、“夷”、“狄”、“虜”這些對少數民族帶有侮辱性的用語。僅僅是因為《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太謹慎,太自覺了——怎麽能容忍用小名直呼帝王呢?今天妳這麽叫,明天他那麽叫,叫來叫去,觸犯到本朝就罪該萬死了。漢族文人的奴性壹發作,清廷“文字獄”的破壞力量也就越強大。難怪魯《四庫全書》頻遭後人詬病,其中最大的硬傷就是:編纂者肆意刪節、篡改,使文獻資料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