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穿鞋戴帽，本是純粹的個人生活行為，但在近代中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壹代先輩思想啟蒙的先聲，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濫觴。
鴉片戰爭後人們痛感到國家的積弱是由於民智不開，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19世紀末興起男子剪辮子的風潮，成為維新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動員號召。
反對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辮子，必然推動鞋帽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壹項重要內容，具有開啟民智的意義。剪辮子與留辮子，從上到下分成兩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層的冥頑派，而下層民眾尤其是閉塞的農村反剪的勢力更大，辮子盡管不是漢族的裝束，但已通行了幾百年，由長期生活積澱形成的心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有的為失去辮子哭泣的、罵娘的、呼媽的形形色色，有的自發組織保辮會進行抗議，甚至發生罷市。主剪的更把這壹行動視為支持革命的召喚，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們歡欣鼓舞地選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辮子。有的地方“辮子”還成為壹句罵人話，要說壹句“妳這人真是辮子! ”如同被罵“不是東西”。對辮子的態度，是非榮辱的兩極對立和迅速轉化，極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風潮中社會風尚的起伏激蕩。
斷發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禮服，是對封建服式等級制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還提出“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⑺作為改良服飾的指導思想，這壹與現代文明接軌的服裝觀念在中國的實施，使得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徹底擺脫封建倫理的規範，向著實用、經濟、衛生、美觀的方向發展，這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在服裝變化中，穿洋裝是壹大時尚，這不能簡單地歸於崇洋的傾向。民主制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向往，人們醉心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思想，認為由這種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的前進方向，洋裝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們的喜愛。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服裝，而是促進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四個貼口袋，五個扣，去掉腰帶。女性服裝壹改寬大直筒式的滿裝，依照西方的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這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審美和價值觀念，結合中國傳統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新服式，可謂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麽，不穿什麽是個人行為，壹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個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割的壹部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力。個性解放的呼聲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人們的生活欲望，在穿著打扮上追新求異，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湧。西裝革履，長袍馬褂，坦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真正開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服裝的變化得風氣之先，敏感地表現了文化氣候的走向。
從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服裝的變化，那服裝就成為考察社會文化變遷的窗口。所以壹部優秀的社會生活史必定是社會文化史；壹部優秀的社會文化史必然要對社會生活作出具體詳實的文化和社會的闡釋。這是從不同方位對同壹課題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聯系和區別。
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誌》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壹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誌。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壹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壹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壹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誌，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誌了，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誌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壹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而當代服飾的發展變化，異彩紛呈，想多遠方向發展。輕便，休閑成為市民服裝的主流，等級標誌的服裝以及與其相配套的封建繁縟禮節也不見了。但各種各樣的制服還是很受人尊敬的。另外，伴隨社會經濟突飛猛進，人們收入水平提高，選美文化的影響等，現代人熱衷服裝獨特，鮮艷，創新。
中外服飾相互影響，傳統服飾與現代交融，也吸收了壹些少數民族的服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