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沈從文，不懂得什麽是人生，不知道什麽是戰爭，是壹個喜愛接近自然的頑童。他想方設法接近外面的壹切事物：捉魚、放風箏，聽黃鸝叫，摘各種樹上的果實，抓蟋蟀，鬥蟋蟀……甚至“有時逃學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園地裏的李子枇杷，主人拿著長長的竹竿子大罵著追來時，就飛奔而逃，逃到遠處壹面吃那個贓物，壹面還唱山歌氣那主人”（《我讀壹本小書同時又讀壹本大書》）。
這樣的生活讓他感到樂趣無窮。在六七歲的沈從文看來，學校外面的各種新鮮事物遠比整日誦讀《詩經》《尚書》《幼學瓊林》這些古籍更能吸引他的心靈，而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心在為著那些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動。有了多次的逃學經歷，接觸到了新鮮事物，學校對他而言便失去了興味。即使有父親的嚴厲恐嚇，也仍不為之而動。仍舊“什麽事皆只好用耳朵去聽，眼睛去看，直到看無可看聽無可聽時”（《我讀壹本小書同時又讀壹本大書》），才想到回家。
沈從文的這種自在的生活狀態，不是偶然的個體行為所形成的，而是受著湘西***有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只是在個人身上顯得尤為突出。至此，就不能不說湘西的文化特色。湘西可算壹個較封閉的地區，受外界影響較小。人民多是壹種原始性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滿清對苗民的鎮壓，使得當地人民為反抗壓迫而團結起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親密且不受拘束，形成了剛直的民性和純樸的民風。最重要的是原始的人民大多沒有受到正規教育，因而其思維不受拘束和局限，且更註重感性事物和感官體驗，所以從行為到精神皆註重壹種原生態的發展模式，更接近自然，崇尚自然，在人與自然中產生壹種和諧，因而自在無為的思想已蘊於湘西民眾之中。具體到沈從文個人，從壹出生便浸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接受和被滲入這種思想是必然的。
在體現這種***性的同時，不可否認，沈從文又揮灑著自己的個性——愛自由。他對自由追求的程度可從下面壹段文字感受到：“我壹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壹隅，壹面便記得各種事情，想象恰如生了壹對翅膀，憑經驗飛到各樣動人事物上去。”（《我讀壹本小書同時又讀壹本大書》）。個人對自由的向往，使得沈從文忘記了受罰的痛苦，即使身體被束縛在壹隅，內心也要感受各樣事物，不放過想象的機會。為了得到自由，他所關心的只是如何逃學，甚至連家人的愛護都變為壹種牽制，不受拘束成為最大的快樂。在離開親人後，“那麽歡喜看壹切新奇東西，聽壹切新奇聲響，且那麽渴慕自由，所以初初離開本鄉時，深覺得無量快樂”（《辰州》）。
因此，可以說崇尚自然的湘西文化和向往自由的特性成就了沈從文這個為感受自然而逃學記錄最高的頑童。
沈從文不是壹個頑劣或為玩而玩的人。童年的他在玩中散發出個人早期的感情和性格特征，即愛美之心和求知之心。
在壹個頑童的內心後面，隱藏著壹顆熱愛來自自然和生命之美的心。首先是愛有聲、有色、有味的自然。聽“蝙蝠的聲音，壹只黃牛當屠戶把刀剸進它喉中時嘆息的聲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黃喉蛇的鳴聲，黑暗中魚在水面撥剌的微聲”（《我讀壹本小書同時又讀壹本大書》），甚至還有蟋蟀的聲音，搖鈴鐺賣煤油的聲音，看巴掌大的活鯉魚在網中蹦跳，糜碎了的屍體，看那些木工手藝人新雕的佛像貼了多少金，看各樣水碾水碓，各形式水車，聞“死蛇的氣味，腐草的氣味，屠戶身上的氣味，燒碗處土窯被雨以後放出的氣味”（《我讀壹本小書同時又讀壹本大書》），嘗刺莓的味道，沿路的桃李，黃泥裏的紅蘿蔔，野櫻桃，枇杷，茶莓……這所有的壹切，不僅給沈從文各種感官的享受，同時也讓他體驗到自然萬物的生生不息，發現了自然的和諧美。若他沒有感受美的心靈，那麽壹切對於他而言都會變得陌生，他的各種感官也在美的面前失去功能。然而在離開湘西十年後所創作的這部作品，將壹切他所接觸過的事物逐壹展現出來，可見這些美的事物和這種美的感受已在他心靈上留有深深的烙印。
然後是對展現人性之美的湘西人的熱愛。湘西人有著強盛的生命力、灑脫的生命形態和執著的生命追求。對此，沈從文給予了充分的尊重，甚至受其影響。《從文自傳》中描畫有不同性格的人與他們各異的行為人生，但這些人卻***同擁有壹種灑脫的人生態度。預備兵技術班裏的教官，是個杠桿技術極好的人，給沈從文的印象也十分好。他“不管作什麽總去作，不太關心成敗得失”的人生態度，就是在跟這位教官的訓練中形成的。同時背井離鄉，隨軍到辰州，卻在“墻壁各處是膏藥，地下各處是瓦片同亂草，草中留下成堆黑色的幹糞便”（《辰州》）這種環境下，在異常快樂中打掃收拾，毫不在乎所見的壹切臟汙，只顧享受著初來乍到的新鮮感。
在懷化鎮，拉風箱打鐵的小工人是多麽勇敢又快樂地工作著，不關心勞動的苦累；抑或在寒冷的十壹月下溪裏泅壹陣水，不在乎嚴寒凍骨甚至個人生命。他們為快樂而活著，沒有太多的利害考慮。這種灑脫，不受外在事物束縛，只看重個人的情感體驗。
沈從文欣賞這自然流露的人性美，贊嘆他們，並且受他們的“輻射”，形成了“把錢花光後仍然有說有笑，躺在溫暖軟和的棉軍服上面，說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風，讓船兒慢慢拉去”（《船上》）的灑脫態度。“憑著壹種無掛無礙到處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保靖》）在四川，同沈從文住處相鄰的那個大王，對天妹的不顧生死的追求，以及被殺前的從容，都體現湘西人對生命毫不掩飾、毫不怯懦的追求和敢作敢為的坦蕩胸懷。沈從文對此的熱愛，轉化為他以後筆下湘西人勇敢、豪爽、慷慨的人物性格。
同時，沈從文還擁有壹顆旺盛的求知心，這也是他從自在走向自醒的重要條件。沈從文求得的知識源自用人事寫成的大書和用文字寫成的小書，並且主要是“小書—大書—小書”的變化過程。他的早起教育由富於膽氣與常識的母親承擔。“我的教育得於母親的不少，她告我認字，告我認識藥名，告我思考和決斷——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思考以後的決斷。”（《我的家庭》）他從六歲進入私塾，雖然興趣不在《論語》等書本上，但記憶力極好的沈從文卻對書上的背誦能壹字不漏地背出來。
此後更多的知識則來源於那本大書。在逃學中，他學會了爬樹、釣魚、捕捉蚱蜢、分別蚱蜢、泅水、練習沈入水底的耐久力，以及在社會中懂得了“人”的事情。“這點富於人性的姿態，我當時就很能欣賞它，註意到這些時，始終沒有醜惡的感覺。”（《懷化鎮》）在同文秘書談話時，得到火車，輪船，魚雷艇等新奇事物的知識；又從姨夫那兒了解了“宋元哲學”“大乘”“進化論”等。
此後在軍中，沈從文或受他人鼓勵，或是自覺接觸了許許多多的書本知識。從姓文秘書那兒讀到了《辭源》，同別人壹起訂《申報》看，又得到了機會去接觸宋明清的舊畫，銅器與古瓷，並閱讀《四部叢刊》《西清古鑒》等書。在調進報館後，又在印刷工頭的影響下，翻看《新潮》《改造》等具有先進思想的雜誌，了解到白話文以及五四新思想。對於書本知識，沈從文已由被動接受轉變為主動接近。由強烈的追求那本大書到主動獲得小書上的知識，沈從文有了要了解新世界的欲望。也正是這種求知之心，成為促使他離開湘西的因素之壹。
《從文自傳》中的沈從文是壹個理想上樂觀但現實中悲觀的結合體。
沈從文的思想中存有壹塊樂觀向上的精神園地。凡事不考慮得失，不註重成敗，甚至有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氣魄，都可以體現這壹點。自然，這仍和滲透到他骨髓中的湘西特有的人生態度和開放的家庭教育有密切聯系。
但當這壹樂觀遇到諸多殘酷的現實景象時，沈從文也逐漸形成了壹種憂郁和悲觀情緒。“我感覺到我是寂寞的。”（《女難》）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和他個人的經歷和所面對的現實有關。
首先，沈從文有種“自卑情節”。曾得到滿清提督銜、先後做過雲南昭通鎮守使、貴州總督的祖父留有壹份光榮和壹份產業，父親生來就有將軍的風儀，後人多以軍人家世而驕傲。外祖父是本地最早的貢生，母親機警，舅父是有新頭腦的人。這樣的家庭環境是沈從文心中有壹種優越自足的感覺。但由於父親的刺袁失敗，逃亡他處，家中破產了。沈從文也漸漸失去了優越感，並不得不在外謀生。
在悲己的同時，他也為所看到的殺人場面而悲。他所見的殺人數目非常的多：在鳳凰縣革命失敗後，“每天必殺壹百左右，每次殺五十個人時，行刑兵士還只是二十個人”。“河灘的屍首總常常躺下四五百”（《辛亥革命的壹課》）；在清鄉，民三左右殺了兩千，民五時殺了三千，沈從文所在的軍隊又殺了兩千；在懷化鎮，又眼開殺過七百人。殺人的過程也非常草率：有的人只是捉來問問就胡亂殺了，有的就馬馬虎虎宣布壹下罪狀殺掉。對於殺人，太多人是為了看熱鬧，而對於殺人的人，殺人則成為茶余酒後的談笑主題。對此，沈從文的評價是“看到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懷化鎮》）。而在其內心深處，卻有著說不出的憂傷和悲憤。他所熱愛的湘西人在擁有灑脫的壹面時，也具備了壹種麻木。對這些人他多少有“悲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從悲己到悲他人、悲現實，沈從文不自覺地將自己那份樂觀隱藏於心。
借助於由自然和人事寫成的大書和充滿傳統知識與時代思想的眾多小書，沈從文由頑童走向了成熟，由生命的自在走向了自我覺醒。這便是《從文自傳》中壹個鳳凰之子20年的成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