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辭彭澤令為界的前期與後期 仕與隱的選擇 貧與富的交戰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 魏晉風流的代表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壹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裏，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於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見，他的後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壹），“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壹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的動機。“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壹消息。陶淵明29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後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遊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寫的《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後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404）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壹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壹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茍冥會，婉轡憩通衢。”另壹方面又眷戀著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餘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壹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壹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壹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他在詩裏壹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壹種方法。在後期他並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裏隱晦地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壹篇《自祭文》，文章最後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後，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宋書》、《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梁）蕭統加以搜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並為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壹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另有壹些作品的真偽還不能肯定。
陶淵明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很多，僅《論語》就有37處。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他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傳》）這與漢儒的態度很不相同。他贊揚孔子，但又有點將孔子道家化的傾向。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70篇用了《老》、《莊》的典故，***77處之多；魏晉玄學對他也有影響。但人並不沈溺於老莊和玄談，他是壹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他住在廬山腳下，距離慧遠的東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劉遺民與慧遠關系密切；陶淵明的詩中偶爾也可見到類似佛教的詞語，但他決非佛教徒，並且與慧遠保持著距離。佛教是對人生的壹種參悟，陶淵明參悟人生而與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從現實的人生中尋找樂趣，不相信來世，這與佛教迥異。在不懼怕死亡這壹點上，他和壹些高僧雖然近似，但思想底蘊仍有很大的差異。他是抱著“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的態度對等死亡，與佛教之間向往極樂世界大相徑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關宇宙、歷史、人生的重大問題，如什麽才是真實的？歷史上的賢良為什麽往往沒有好的結果？人生的價值何在？怎樣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對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會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又來自個人的生活實踐，具有獨特的視點、方式和結論；而思考的結論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汙自己。他並不壹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汙。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並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壹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壹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壹），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裏，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願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願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沖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壹貫的哲學。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壹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造的詩境裏，但作為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壹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壹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壹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壹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壹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
第二節 陶淵明的田園詩及其他
陶詩題材的分類 中國文學的新題材：田園詩 詠懷詩與詠史詩對前 人的繼承發展 行役詩中表現的苦悶 贈答詩中表現的深情
陶詩的題材主要可以分為五類：田園詩、詠懷詩、詠史詩行役詩、贈答詩。
田園詩和山水詩往往並稱，但這是兩類不同的題材。田園詩會寫到農村的風景，但其主體是寫農村的生活、農夫和農耕。山水詩則主要是寫自然風景，寫詩人主體對山水客體的審美，往往和行旅聯系在壹起。陶淵明的詩嚴格地講只有《遊斜川》壹首是山水詩，他寫得多的是田園詩。田園詩是他為中國文學增添的壹種新的題材，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為內容，並真切地寫出躬耕之甘苦，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壹人。
他的田園詩有的是通過描寫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遊、或登高、或酌酒、或讀書、或與朋友談心，或與家人團聚，或盥濯於檐下，或采菊於東籬，以及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日見茁壯的桑麻，無不化為美妙的詩歌。如“山滌餘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時運》）。寫山村的早晨，晨霧漸漸消失，南風使新苗長上了翅膀。“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壹）。寫鄰居和自己壹起談史論文的情形，那種真率的交往令人羨慕。再如《歸園田居》其壹：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後感到無比愉悅。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村、近煙、雞鳴、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這壹切經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壹遠壹近，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以動寫靜，簡直達到了化境。
他的田園詩有的著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這是其田園詩最有特點的部分，也是最為可貴的部分。《詩經》中有農事詩，那是農夫們壹邊勞動壹邊唱的歌。至於士大夫親身參加農耕，並用詩寫出農耕體驗的，陶淵明是第壹位。陶淵明之後的田園詩真正寫自己勞動生活的也不多見。《歸園田居》其三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是壹個從仕歸隱田園從事躬耕者的切實感受，帶月荷鋤、夕露沾衣，實景實情生動逼真。而在農耕生活的描寫背後，隱然含有農耕與為官兩種生活的對比，以及對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寫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陶淵明認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開端，不勞動什麽都談不到。詩裏寫到勞動的艱辛，寫到壹天勞動之後回家休息時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寫出農民普遍的感受。“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寫出壹個從仕途歸隱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園詩是寫自己的窮困和農村的雕敝。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歸園田居》其四：“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途。”通過這些詩可以隱約地看到，在戰亂和災害之中農村的面貌。
詠懷詩和詠史詩內容有相近之處，詠史也是詠懷，不過是借史實為媒介而已。他的詠懷詩有些是以組詩的形式寫成的，如《飲酒》、《擬古》、《雜詩》。他的詠史詩所詠的對象偏重於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荊軻，以及《詠貧士》所寫的古代貧士；《讀山海經》也可歸入這壹類。這些詠懷、詠史之作，明顯地繼承了阮籍、左思詩歌的傳統，又有陶淵明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圍繞著出仕與歸隱這個中心，表現自己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品格。其中有對自己生平的回顧，如《飲酒》其十九；有對社會的抨擊，如《飲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憤，如《詠荊軻》。從《雜詩》其二可以看出，陶淵明的憂憤是深而且廣的：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裏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
這首詩寫壹個不眠的秋夜，用環境的清冷襯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獨，又以時光的流逝引出有誌未騁的悲淒，是陶淵明詠懷詩中的代表作。
陶淵明的行役詩都是他宦遊期間的作品，它們有壹個***同的主題就是悲嘆行役的辛苦，表達對仕宦的厭倦，反復訴說對田園的思念和歸隱的決心。悲嘆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詩***同的內容，後兩者則是陶淵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後來這兩種情緒就越強烈。那種失去自由的無奈之感，成為這類詩的基調。試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二）“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乙已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陶淵明的贈答詩頗能見其對友人的敦厚之情。贈答是古已有之的傳統題材，傳為蘇李贈答的詩歌以敘離情見長，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以抒幽憤著名，劉楨的《贈從弟》表現了高潔的品格，嵇康的《贈秀才入軍》展示了灑脫的情趣。陶淵明的贈答詩又有他自己的特點：以其真摯的感情、家常的內容、雋永的意味、既不火熱也不冷淡的語調，為自己塑造了壹位仁厚長者的形象。如：“靄靄停雲，蒙蒙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裏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與殷晉安別》）《答龐參軍》是其贈答詩中最深沈的壹首：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鬥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帷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裏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詩裏有歡聚的回顧，有離別的傷感，也有殷勤的叮嚀，語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類題材之外，陶淵明還有壹些以發揮哲理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如《形影神》、《連雨獨飲》，《擬挽歌辭》也可以歸入這壹類。這類詩可以視為玄言詩，但與東晉流行的玄言詩有所不同，並非“柱下之旨歸，漆園之義疏”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而是將生活中的體驗提煉到哲學的高度。魏晉人註重門閥，陶詩中有的寫到宗族關系或對兒子加以訓誡，如《命子》、《責子》、《贈長沙公》等，可見陶淵明也還是重視家族的榮譽和門第的。
第三節 陶詩藝術及其淵源
自然：陶詩的總體藝術特征 日常生活的詩化 情景事理的渾融 平淡中見 警策，樸素中見綺麗 陶詩的藝術淵源
自然，不僅是陶淵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征。他作詩不存祈譽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觸就訴諸筆墨，既無矯情也不矯飾。他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又說：“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飲酒序》）由此可見他的創作態度。陶詩的聲吻和節奏，舒緩而沈穩，給人以藹如之感。陶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了他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壹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壹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黃徹所說： “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溪詩話》卷五）
陶詩的壹大特點也是他的壹種開創，就是將日常生活詩化，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的意義和久而彌淳的詩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陸機等等都著重於關乎國家政治的題材，陶淵明著重寫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話寫家常事，寫得詩意盎然。
具體地說，陶詩的藝術物色可以概括為：
壹、情、景、事、理的渾融。陶淵明描寫景物並不追求物象的形似，敘事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透過人人可見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高於世人之情，寫出人所未必能夠悟出之理。陶詩重在寫心，寫那種與景物融而為壹的、對人生了悟明徹的心境。他無意於模山範水，也不在乎什麽似與不似，只是寫出他自己胸中的壹片天地。陶詩發乎事，源乎景，緣乎情，而以理為統攝。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伴隨他鋤草歸來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煙，不嫌他門庭荒蕪重返舊巢的春燕，在中夏貯滿了清陰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壺中的濁酒，以及在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青松、秋菊、孤雲、飛鳥，都已不是尋常的事物，它們既是客觀的又是體現了詩人主觀感情與個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前四句講了“心”與“地”也就是主觀精神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系，只要 “心遠”，不管在什麽地方都不會受塵俗喧囂的幹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壹舉首，心與山悠然相會，自身仿佛與南山融為壹體了。那日夕的山氣、歸還的飛鳥，在自己心裏構成壹片美妙的風景，其中蘊藏著人生的真諦。這種心與境的瞬間感應，以及通向無限的愉悅，是不可落於言筌的。正如《古學千金譜》所說：“籬有菊則采之，采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壹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擬挽歌辭》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渾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
正嶕峣。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壹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首詩先寫親友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楊”烘托出悲涼的氣氛。然後說人皆有死，誰也不能避免，而壹個人的死去對活著的人來說並無太大的影響，不必過於執著。最後兩句以理語作結，統攝了全詩。死亡是人的壹大困惑，這個困惑被陶淵明勘破了。
陶詩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學說教，而是在生活中親自體驗到的，其中包涵著生活的情趣。陶詩表現了他對宇宙、歷史和人生的認識，是探求其奧秘和意義的結晶，而這壹切又是用格言壹樣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語言表現的，取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如：“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雜詩》其壹）“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雜詩》其二）“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壹）“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飲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籲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飲酒》其八）這些詩句言淺意深，富有啟示性。清人潘德輿說陶淵明“任舉壹境壹物，皆能曲肖神理” （《養壹齋詩話》），是中肯之論。
二、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前人往往用“平淡樸素”概括陶詩的風格，然而陶詩不僅僅是平淡，陶詩的好處是在平淡中見警策；陶詩不僅僅是樸素，陶詩的好處是在樸素中見綺麗。陶詩所描寫的對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雞犬、豆苗、桑麻、窮巷、荊扉，而且壹切如實說來，沒有什麽奇特之處。然而壹經詩人筆觸，往往出現警策。陶詩很少用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只是白描，樸樸素素。如：“種豆南山下”，“今日天氣佳”，“青松在東園”， “秋菊有佳色”，“悲風愛靜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話。然而，平淡之中可見綺麗。又如《擬古》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來了，燕子雙雙回到自己的草廬。壹年來自己的門庭日見荒蕪，但仍然堅持著貧窮的隱居生活。有些朋友並不理解自己的態度，壹再勸說出仕。可是燕子卻翩翩而來，絲毫也不嫌棄它們的舊巢以及自己這個貧士。似乎燕子在問詩人：我的心是堅定的，妳的心也像我壹樣堅定嗎？這首詩好像壹個美麗的童話，淺顯平淡卻有奇趣。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例如：“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讀山海經》其壹）“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兩個“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尋味。又如：“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歸園田居》其五）壹條山澗、壹只雞、壹根荊薪，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壹經詩人點化便有了生活情趣，顯示出他對鄰人的親切，以及農村淳樸的風俗。“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淡的十個字便寫出了雪的輕柔之美。關於陶詩的這個特點，蘇軾概括為“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與蘇轍書》），十分精辟。
陶詩的語言不是未經錘煉的，只是不露痕跡，顯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問所說：“壹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例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其壹）“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雜詩》其二）“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其壹）“待”字、 “擲”字、“貯”字，這三個動詞都是常見的，看似平淡卻很精彩，不可更易。
關於陶詩的藝術淵源，鍾嶸《詩品》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其後多有反對此說的，今人則多表示贊同。從今存應璩詩以及關於應璩的傳記資料看來，他與陶淵明很不壹樣，與其說陶詩源於應璩，不如說源於漢、魏、晉諸賢，應璩壹人不足以籠罩他。如果壹定要說得具體些，可以說陶詩源於《古詩》，又紹阮籍之遺音而協左思之風力。魏晉詩歌在他那裏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