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軍事思想是在冷兵器時代、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的軍事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晚期漫長的歷史過程。
以金屬兵器的廣泛使用為標誌的第壹次軍事革命，促進了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中國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前期，軍事思想的發展水平壹直居於世界前列。
遠古時代，伴隨著戰爭和戰爭準備活動的出現，人們開始了對戰爭等軍事問題的思考，軍事思想開始萌芽。由於那時人類社會還普遍處於蒙昧狀態，人們最初往往把戰爭發生和勝負的原因歸結為“天意”“神旨”等。
中國上古時代傳說的黃帝、炎帝、蚩尤部落間的戰爭，兩河流域蘇美爾人關於“秩序”之神戰勝“混沌”之魔的傳說，反映的就是這樣壹種情況。
隨著私有財產和階級的產生，特別是進入奴隸制社會後，戰爭逐漸成為民族、國家、階級和政治集團之間鬥爭的最高形式，軍隊應運而生，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思維能力達到了新的水平。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與提高了的認識能力相結合，使人們對戰爭和國防問題的認識開始接近客觀實際，壹些軍事思想觀念和範疇開始產生，標誌著軍事思想初步形成。
中國在春秋以前已出現了專門的軍事文獻《軍政》《軍誌》，在《尚書》《周易》《詩經》等古代典籍中也包含壹些軍事思想。
從這些史籍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對建軍、作戰等問題的某些規律性認識。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爭霸戰爭、兼並戰爭、統壹戰爭頻繁、激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冶金技術的進步，促進了第壹次軍事革命的發生和發展。
戰爭規模不斷擴大，作戰手段日益增多，新的軍種、兵種相繼出現。豐富的軍事實踐和學術思想上的百家爭鳴，有力地促進了軍事思想的發展，使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出現了壹個前所未有的興盛時期。
不僅儒、道、法、墨等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軍事思想，而且湧現了孫武、吳起、孫臏等壹批兵學家，產生了《孫子》《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壹大批兵學著作。
孫武是中國先秦時期軍事理論家的傑出代表，其著作《孫子》代表了世界古代軍事思想發展的最高水平，被譽為“兵學聖典”。
以《孫子》為代表的先秦軍事思想，認為戰爭是國之大事，主張“慎戰”；指出戰爭有“義”與“不義”的性質之分，肯定正義戰爭；
認為“道”“德”“仁”等因素對戰爭具有重大影響；明確提出戰爭“必取於人”的樸素唯物論觀點；主張通過綜合比較敵對雙方各項要素的優劣來預測戰爭勝負；提出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指導思想；
總結出知彼知己、因形用權、以眾擊寡、避實擊虛、致人而不致於人等作戰指導原則；概括並辯證闡釋了奇正、迂直、強弱、攻守、主客、進退、虛實、眾寡、分合等軍事範疇及其相互關系；主張耕戰結合，富國強兵，居安思危；
強調教戒為先，嚴明法度，令文齊武，兵權高度集中於最高統治者等。這些思想觀點，系統地總結了春秋戰國時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深刻地揭示了壹系列帶普遍性的軍事規律，論述了駕馭戰爭克敵制勝的許多基本原理和原則，對後來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2000多年間，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在軍事技術進步和軍事實踐進壹步發展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內容更加豐富並強調實用。
漢代的《淮南子?兵略訓》《黃石公三略》，西晉的《戰略》，唐代的《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宋代的《武經總要》，明代的《籌海圖編》《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武備誌》等，是這些時期的代表性兵書。
《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籍和《通典》《讀史方輿紀要》等著述中也包括大量有價值的軍事思想內容。
秦統壹六國時的遠交近攻，各個擊滅；東漢統壹戰爭中的西和東攻，由近及遠，各個擊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廣結聯盟；隋末李淵統壹全國時的因勢借力，乘虛入關，居險養威；
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蒙哥、拖雷的遠程迂回，假道南宋滅金；明初朱升的“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清初努爾哈赤的“憑爾幾路來，我只壹路去”等方略，使中國古代戰略思想有了壹定發展。
宋代統治者提出並實行的兵權高度集中，軍事行政權與軍事指揮權相互制約，集權於皇帝的統軍思想；明代戚繼光提出的壹套比較完整的軍隊訓練原則和方法，為中國古代治軍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
秦代修築萬裏長城體現的“用險制塞”思想；漢代推行軍屯實邊措施；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幹軍事戰略區，采取強幹弱枝、居中馭外、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
明代提出的哨於遠洋、擊於近海、鞏固海岸、嚴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國古代國防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唐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圍城打援、壹舉兩克的戰法；
《衛公兵法》提出的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火器出現後，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線、各兵種配合作戰的思想，進壹步豐富了中國古代作戰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