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自己從來沒有滿足過,我總覺得做完壹件事情心裏面就踏實了壹些。做工作最主要的是有科學的態度,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能誇大成績,不能沾沾自喜,不能看不起別人,多看別人的長處,不能拿自己的長處比別人的短處,這樣就能和老師、學生以及我所影響的學術***同體範圍內的同仁們和諧相處,***同進步。
我這壹輩子,始終長時間地從事圖書館學教學和研究工作,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我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大半輩子,我還要堅定地走下去……
話說2007年,圖林有件“大事”發生,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領域標誌性的人物――吳慰慈教授70華誕,諸多尊敬吳老的同仁、學生紛紛拿起筆,或寫賀詞,或致賀信,為他祝壽。這些賀信、賀詞隨後結集出版,取名作《傳薪集》。吳先生享此殊榮,是與他的學養及人品分不開的,有這麽壹句話形容吳教授,說他“氣度溫文爾雅,學術嚴謹求實,思想豐富厚重,性格堅韌不拔”,深為業界同仁所認同;而以“傳薪”二字來概括吳老,則再貼切不過,自1973年10月調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今信息管理系)任教以來,他就徹底紮根在了圖書館學教育事業上,今年七十有二的吳老,仍然在帶自己的博士生。而說起吳老牽手圖林,就更要往上追溯到1957年他考入北大圖書館學系時,這壹牽手,就是壹輩子……
走進圖書館學專業
1957年9月,通過參加全國統考,吳慰慈考入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當時我國圖書館學教育還不是很為人熟悉,吳慰慈考入的北大圖書館學系,也不過剛剛成立10年,之所以報考這個專業,吳慰慈稱的確帶有壹定的盲目性:“浮山中學坐落在群山裏面,沒有什麽可玩的,我們連電影都沒看過,整天就是學習。在這樣壹個環境裏,我就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參加全國統考時,我只有壹個很簡單的想法,覺得將來要是能在圖書館工作,看書會很方便。正是抱著這樣壹個朦朧的想法,我壹步邁入了這個專業。”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學系名師雲集,系創建人,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王重民先生,以及劉國鈞、陳鴻舜、鄧衍林、周文駿等諸位教授,引領著年輕的吳慰慈進入了圖書館學領域。壹貫刻苦的他在北大濃厚的學習氛圍中如魚得水,再加上名師們的指點和幫助,使得他越學這個專業興趣越濃。
1961年,吳慰慈從北大畢業,被分配到了天津圖書館工作。這壹幹,就是12年。在這12年中,他做過基層館培訓、業務輔導、宣傳、古籍整理……吳慰慈很看重在天津圖書館工作的12年,“因為它從實踐的角度進壹步驗證和豐富了我的專業知識。雖然工作內容有限,但是我很努力,工作態度和工作質量受到大家的好評。”這段經歷為吳慰慈後來的教學和研究打下了實踐的基礎。
“實踐是非常重要的,光有書本知識,不結合實踐經驗,很難再有進壹步的發展。實踐使我逐漸明白了壹個道理:研究圖書館學必須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脫離唯物主義基礎的研究難免會產生思維的局限性。
實踐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是書本上學不來的。實踐當中遇到的問題、獲取的知識,對我後來從事教學是壹種很豐富的營養。我寫了壹些書,寫過很多文章,我始終認為天津圖書館是壹塊肥沃的土壤。這塊肥沃的土壤為我進壹步研究圖書館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學生是最值得珍視的財富
1973年,吳慰慈調回北大任教,“重新回到了母校,心情變得很好。因為我學習在北大,現在能回來為母校的發展、為圖書館學科建設貢獻力量,感到無比幸福”。那時候吳慰慈30多歲,正是好年紀,精力充沛,很好地接續了王重民等老壹輩圖書館學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成為全國高校圖書館學基礎課程的主要設計者之壹。那時候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艱苦,吳慰慈住在北大,還要到昌平分校任教,有課時早晨六點多鐘就要趕班車去昌平上課。那時候沒有高速路,從北大到昌平分校大概要走壹個多小時,到了分校,就要連續上三個多小時的課,下課後才能在昌平吃點飯,馬上再趕班車回到北大,再騎自行車回家,經常壹個星期才回家壹次。為了保證上課時間,吳慰慈壹直堅持騎自行車,騎了30多年。後來上歲數家人不讓他騎了,老伴把自行車賣了,他還為此難受了壹陣子。
自1977年9月起,吳慰慈在北大開始獨立承擔圖書館學概論這門基礎課的教學工作。當時這門課程是作為圖書館學專業的入門課程開設的,即通過講授,使初學者對圖書館、圖書館工作、圖書館事業的全貌有壹個基本的了解。但是壹段時間之後,學生反映說教學內容“單薄”、“沒有學科的理論高度”,不能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這也是同時期各高校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現象引起了吳慰慈等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的重視。進入上世紀80年代,圖書館學朝著綜合性方向發展,各相關學科互相滲透融合,由技術方法描述逐步向理論思維升華,國外壹些圖書館學理論著作也相繼傳入。經過幾次全國性的圖書館學系基礎課研討會,要提高圖書館學系基礎課理論教學層次的***識逐步達成。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和背景下,從1984年開始,吳慰慈在《圖書館學概要》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本課程不僅擔負著專業啟蒙教育的任務,其教學目的也在於幫助學生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系統掌握圖書館學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弄清圖書館學研究範疇的過去、現狀和未來趨勢,為學習其他專業課奠定初步的理論基礎。為此,他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努力提高課堂講授的科學性和系統性,經過10年努力,《圖書館學概要》課程內容有了新的變化,形成了以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為骨架的教學新布局。像這種開創性的工作,在吳慰慈長期從事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還有很多次,他主要執筆擬定了第壹部圖書館學基礎教學大綱,是第壹部示範性教材《圖書館學基礎》(1981年)的主要參與者,後來這部著作被國家教委評選為壹等獎。
1983年,吳慰慈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96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自招收博士生後他就不再招收碩士生了,因為精力有限,只能集中精力培養博士生。吳教授壹***培養了27名碩士研究生,這些人大概有2/3在國外,大多數還從事圖書館學專業。“我重點說壹下博士生,我是1994年被批準為博士生導師的,當時的博導是全國評選,壹所學校也就壹兩個名額。博士生我壹***培養了25個,其中6人在讀。已經畢業的19人讓我感到非常高興,現在大部分人都已經晉升教授,有些被遴選為博士生導師了。他們作為骨幹在各高校任教,有的也已經培養了自己的博士生。”談到自己的弟子,吳教授總是喜形於色,學生是他最珍視的財富。
“我的碩士生加博士生50多人,可以說比較好地在圖書館學方面貢獻著他們的聰明才智。”吳慰慈在培養博士生的過程中有壹些體會:
第壹,導師與學生的關系既是師生,又是朋友。他嚴格地全面要求學生,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嚴格按照北大的高標準培養博士生,學生們都感到收獲很大。有的學生說,讀吳老師的博士,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而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第二,教師必須要全面地關愛學生,讓他們成才。不僅關心其學業,而且關心他們如何做人,還要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就業。
吳慰慈堅信:學生是最寶貴的財富。他說:“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這些天之驕子本身就是社會的財富,另外他們終會給社會創造更多的精神財富,這是更寶貴的。”“直到現在我還在培養博士生的第壹線,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我認為培養博士生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想辦法以最快的時間把他們帶入本學科的前沿,使他們能夠在本學科的前沿陣地上開展研究,大展身手,能夠發表壹些有真知灼見的論文。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還能夠工作,就壹定繼續把博士生培養好。”
吳老說全面關愛學生,絕不是空話,他每年都有很多機會到各地參加學術會議或演講,因為桃李滿天下,所到之處,往往有學生聞訊趕來拜望老師,不管是多少年前的學生,他總能壹口說出名字和工作單位。也因此,吳老得到了眾多學生由衷的尊敬。
因為工作的需要,吳老大概先後到了美國、法國、荷蘭、日本等幾十個國家,去講學和參加學術會議。這主要集中在他擔任北大信息管理系系主任期間,因為這些工作,他與國外的學者也建立了很好的學術聯系,有的成為很好的朋友。吳老遂通過他們把自己的博士生送到國外其他地區的學校培養,對學生來說,這是壹次很好的機會,可以讓他們開闊眼界,使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如何更好地做壹名研究生,有學生說:“我覺得研究和教學都不能夠搞封閉,應該開放,更加開放。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好走向世界的大舞臺”。
壹生勤勉,問學不輟
在帶好學生的同時,壹生勤勉的吳慰慈教授始終沒有放松自己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領域的學術研究,當然這也與北大在考核教師的學術研究工作方面始終堅持高標準有關。從1973年至今,每年他都會發表文章,每隔兩三年都會有著作出版。從數量上來看,吳慰慈教授已出版包括《圖書館學概論》、《圖書館學理論與方法》等在內的專著、教材20多部,發表論文300余篇。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的編撰,擔任其中“圖書館學綜合分支”副主編,是其主要撰稿人。他在1991年被提升為教授,1994年被提升為博士生導師。
從1996年到2002年,吳慰慈擔任北大信息管理系的系主任,有壹段時間還兼任系黨委書記,那時候的工作很忙,但是除了完成行政工作之外,他仍然堅持發表論著。時間和工作沖突,難免會產生壹些矛盾,但是“我覺得自己處理得比較好,行政工作照幹,發表論著也沒有減少”,這是靠拼搏出來的。吳老今年72歲,在65歲以前,他都沒有在每天晚上12點以前睡過覺。“現在年紀大了,我得考慮到自己的身體,但也還堅持研究工作。我認為研究工作沒有終點,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另外他還有很多的社會職務,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圖情檔學科的召集人,這是壹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學術地位比較高的壹項工作。還擔任過國家教育部圖書館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兩屆)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四屆),以及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的兼職教授等。現在還是《大學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圖書館學報》、《情報學報》等核心期刊的編委。“擔任這麽多職務,對於我個人來說有得也有失。總體來講,雖然花了壹些時間和精力做這些學術兼職工作,但只要是為社會服務,便是值得的。這些工作也幫助我思考很多問題,使我學會了如何組織圖書館學研究,如何發現有實力和有發展潛力的中青年學者,也使我掌握了處理壹些復雜問題的能力。還學會了與青年人如何溝通,如何尊重他們,引導他們,幫助他們更好地開展工作。這些社會兼職很累很乏,但對我來說是壹種培養,是壹種煆煉,是壹種提高。作為壹名學者,不能當書呆子,要善於從事各方面不同層次、不同對象的學術研究。”
浙江大學公***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李超平教授曾經這樣評價:“對於圖書館學,有壹些人的名字似乎具有符號意義,比如,彭斐章老師,讓人聯想到目錄學;張琪玉老師,讓人聯想到情報檢索語言;吳慰慈老師,任何壹個從事圖書館學研究的人,都會不假思索地把吳老師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聯系起來。”能夠讓別人把自己與壹個研究領域聯系在壹起,這本身就表明了壹個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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