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的直接來源可追溯到宋元話本。在宋元話本的幾大類中，有壹類被稱之為講史話本，其基本特點之壹是篇幅蔓長，說話藝人在講這些故事時，並非壹、兩個單位時間可以講完，只好逐日分段演講，這就無形中將這些長篇故事分成了幾十乃至幾百個段落。為了便於說話藝人講述和聽書人的記憶，也為了使某些精彩的片斷更為引人註目，這些話本在出版的時候往往根據故事內容分節立目。這種分節立目的方式，就是回目的雛形。
現存的宋元講史話本***有十種左右，其分節立目的方式有兩種：壹種是上圖下文，如元刊本《全相平話五種》每壹頁上欄的圖中都有標題，而下欄的文字中亦有以黑地“陰文”標目者，覆蓋在相關處的“陽文”之上。例如《全相平話五種》之《三國誌平話》中，就有“三戰呂布”、“關公刺顏良”、“三謁諸葛”、“趙雲抱太子”、“張飛拒水斷橋”、“黃忠斬夏侯淵”、“諸葛七擒孟獲”、“軍師六出歧山”等數十條“陰文”標目，表示精彩的故事段落。《樂毅圖齊平話》中亦有“孟子至齊”、“燕國立昭王”等數十條這樣的陰文標目。另壹種情況是在全書的卷首刊有目錄。如士禮居刻本《宣和遺事》書首就有從“歷代君王荒淫之失”到“秦檜定都臨安”***293條目錄。再如董康誦芬室影刻本《景宋殘本五代史平話》中除《梁史平話》目錄缺佚外，其他四種均書首有目。《唐史平話》有從“論沙陀本末”到“廢帝自焚死”計107條目錄，《晉史平話》有從“敬瑭割十六州賂契丹”到“契丹主監重貴還本國”計62條目錄，《漢史平話》有從“劉知遠本沙陀部屬”到“推戴郭威為帝”***87條目錄，《周史平話》有從“郭威家世業農”到“趙太祖改國號為宋”***94條目錄。
壹般說來，上述兩種情況並不重復出現。也就是說，“陰文”標目者，只隨正文標出，在書首卻無目錄；反之，書首有目錄者，正文部分又無“陰文”覆壓“陽文”標目。但無論如何，這兩種“標目”的情況，正是後世章回小說“回目”之濫觴，我們可以將它們稱之為“準回目”。
除宋元話本而外，元代雜劇的“題目正名”也給章回小說“回目”的形成以極大的影響。以上所述的陰文標目或書首目錄，均為參差不齊的不規則單句作目，只是標明故事大概而已，並非“美文”。而元代雜劇的題目正名卻受到駢文和律詩的影響，全是兩兩相對的偶句，且讀起來鏗鏘作鳴、瑯瑯上口。如元刊本《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題目正名雲：“疏財漢典孝子順孫，看財奴買冤家債主。”再如元刊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題目正名雲：“主家妻從夫別父母，臥冰兒祭祖發家私；指絕地死勸糟糠婦，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無論是兩句還是四句，都對仗工穩，堪稱“美文”。象這樣的題目正名，還有元刊本《尉遲恭三奪槊》、《漢高皇濯足氣英布》、《風月紫雲亭》、《公孫汗衫記》、《薛仁貴衣錦還鄉》、《東窗事犯》、《霍光鬼諫》、《嚴子陵七裏灘》、《輔成王周公攝政》、《陳季卿悟道竹葉舟》、《張千替殺妻》等。當然，也有少量對仗不太工穩者，如元刊本《詐妮子調風月》的題目正名：“雙鶯燕暗爭春，詐妮子調風月。”如元刊本《好酒趙元遇上皇》的題目正名：“丈人丈母狠心腸，司公倚勢要紅妝；雪裏公人大報冤，好酒趙元遇上皇。”但無論如何，這些題目正名較之宋元話本的陰文標目或書首目錄總要漂亮得多。這些對仗工穩的題目正名，給章回小說的“回目”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二、“回目”的演變
最早的章回小說的回目是什麽樣子，我們今天實際上是無從說清的。這主要是因為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成書最早的幾部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三遂平妖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均無元末或明初的版本。它們的最早出版時間，據目前所知，分別是在弘治、正德、嘉靖、萬歷間。因此，我們無法知道它們最初刊本的“回目”是怎樣壹個情況。即便是到了明中葉，上述諸小說已有文本留到今天，但其中所體現的“回目”的撰寫水平亦極端參差不齊。《三國誌通俗演義》《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均是單句回目標題，只是簡單的人名、地名、事件的結合，非常實用，但很粗糙。《三遂平妖傳》雖是偶句作目，但兩句之間多半並不對仗。如第七回“八角井蔔吉遇聖姑姑，獻金鼎刺配蔔吉密州”，第十三回“永兒賣泥燭誘王則，聖姑姑教王則造反”。這樣的“回目”，連最起碼的偶句對仗的常識都不具備，顯得十分幼稚可笑。至於《水滸傳》的回目則十分特別，它不僅每回都用偶句作目，而且每條回目都對仗工穩、平仄和諧。如此精美的回目，不要說上述幾部作品中沒有出現，就是明代中後期的章回小說也未必全都達到這麽高的水平。例如肯定產生於《水滸傳》之後的萬歷本《金瓶梅詞話》的回目，就如同《三遂平妖傳》壹樣雜亂不堪，甚至連上下兩句的字數都參差不齊。如其開卷第壹回的回目即為“井陽崗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誠可謂“七上八下”，大不對稱。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早期章回小說回目的演變是沿著壹條“單句作目”——“不對稱的偶句作目”——“精美的對偶句作目”的道路前進的，而只能說明從明初到明中葉，章回小說的回目是優劣有差、高低不等的。這是根據現存文本給我們所提供的證據而後所得出的結論。但有三點必須說明：其壹，明中葉以前章回小說的回目已置於每回回首。其二，它的主要功能是敘事，即用最精練的語言概括某回書的故事梗概。其三，它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總之，它們顯得十分樸素，即便是《水滸傳》那樣精美的回目，也是樸素的精美。這時的章回小說回目，基本上是壹種客觀的“敘述”，並未體現作者的主觀感情，也較少“描寫”的意味。
明末清初，隨著章回小說創作高潮的到來，它的回目也花樣翻新，愈來愈追求形式美，甚至出現“唯美”傾向，走極端者則淪為文字遊戲。小說作者們在撰寫回目時，除了註意到它的實用性（概括故事內容）而外，還註意到它的藝術性、趣味性，從抒情、狀景、詼諧、諷刺、哲理等各個方面加以表現，使讀者在未讀正文之前，壹看回目，就能產生濃厚的閱讀興趣。這些小說回目已打破了單純敘事的常規，而具有新鮮趣味。大致而言，有如下幾種情況。
其壹，抒情。如《春柳鶯》第五回回目：“先生羞認梅花扇，翰林淚讀楊柳詞。”壹“羞認”，壹“淚讀”，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再如《紅樓夢》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同書第九十八回回目：“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象這樣壹些回目，不僅能體現書中人物或作者的主觀感情，而且還能將這種感情與所敘之事緊密聯系在壹起，宛如抒情色彩特別濃厚的詩句，能將人帶入壹種特定的境界。因而，它們本身就是藝術品，是真正意義上的“美文”。
其二，狀景。在回目中寫景，造成情景交融的妙境，從而為小說內容服務，這也是某些明末清初小說作者的得意之筆。如《人間樂》第八回回目：“雲破月來花弄影，春深雷震始知名。”如《紅樓夢》第四十九回回目：“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這樣壹些回目有意識地運用了諸如雲、月、花、影、雪、梅等自然界的美景來為書中的人物、故事服務，使人在讀小說時似乎看到了壹幅又壹幅美麗的圖畫，得到了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
其三，詼諧。通過幽默的語言，造成壹種詼諧調侃的效果，明末清初某些小說的作者在這方面具有出奇制勝的本領。如《歸蓮夢》第五回回目：“無情爭似有情癡”，第六回回目：“有情偏被無情惱”。這些從古代詩詞中化來的句子，給人壹種特別的幽默味兒。再如《麟兒報》第九回回目：“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以充滿生活反常的句子，產生壹種調侃揶揄的作用，對書中那位屢屢“試新媒”的媒婆進行了嘲諷。
其四，諷刺。在幽默詼諧的前提下，進壹步對社會中的假、醜、惡進行辛辣的嘲諷，在寥寥數字的回目中也能達到這種效果，真讓我們對這些作者刮目相看。如《平山冷燕》第五回回目：“山人臉壹抹便轉”。再如《儒林外史》第三回回目：“胡屠戶行兇鬧捷報”。前者對那變化無常的“山人”的醜惡嘴臉用最經濟的筆墨進行了勾勒，後者卻將“行兇”與“報捷”這不可調和的矛盾統壹在胡屠戶身上，讓人看清他那醜得“美妙絕倫”的身段與口吻。
其五，哲理。小小回目，有時甚至能表明生活中所蘊含的某些哲理。從作者那漫不經意的寥寥數語中，讀者可以領略到它背後隱藏著的千言萬語。《駐春園》第十五回回目曰：“當局意如焚途窮守義，旁觀心獨醒打點從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壹層哲理；途窮守義固然可貴，而從權計議則更是充滿無限活力與彈性的人生，是又壹層哲理。再如《玉支磯》第九回回目：“無心羅雀羅得了壹網全收，有意釣魚釣不著兩頭齊跳。”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育柳柳成蔭，是壹層哲理；用情專壹，終有好報，左右徘徊，結局不妙，是又壹層哲理。在這裏，文字表達、心靈智慧、生活體驗，三者融為壹體，成為壹種警策而美妙的表現。
其六，奇巧。明末清初某些章回小說的作者，作意好奇，賣弄技巧，在回目問題上造成壹些饒有趣味的遊戲筆墨。如《世無匹》第二回回目：“多情憐白面，幹白虹潦倒醉鄉；賤價買黃金，金守溪浮沈利海。”既寫出了人名、故事，又巧妙地運用了嵌字法。再如《麟兒報》第十四回回目：“妳為我走，我因妳奔，同行不是伴；他把誰呼，誰將他喚，事急且相隨。”雖然長達十余字壹句，讀起來卻瑯瑯上口。還有《定情人》第八回回目：“癡公子癡的兇，認大姐做小姐；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既有嵌字，又有反義詞的超常組合，真是別有風味。當然，象這樣壹些回目，弄得過頭了，便有文字遊戲之嫌，但這賣弄技巧本身，也恰巧說明了作者們對回目的重視，對回目精美的追求。
如果說，明末清初章回小說的回目是在敘事的基礎上追求精美的藝術效果的話，那麽，清中葉以後的小說回目卻向著“精巧”與“實用”兩極發展。
壹種傾向是對偶句作目，且越拉越長，越來越追求形式美。作者們用盡心機，似乎立誌要將回目弄成壹種有特殊意味的形式。如《才子奇緣》第二十五回回目：“強諧花燭，水殿元如入籠中之鳥；立時召對，詹兵部難留天上之龍。”又如是書第二十八回回目：“三軍奏凱而還，武略與文才兼備；壹疏朝天而奏，忠臣與奸黨立分。”盡管上下句之間在虛詞的運用上有重復之嫌，但每句長達十三字，且頗具韻味。而《自由結婚》壹書則有長達十五字壹句的標目，如第十五回回目：“壹曲浩歌，看步伐止齊，愧殺天下男子；三雄執手，願隱帆匿楫，避他惡海狂濤。”晚清某些小說的回目，不僅每句長達十余字，甚至能做到音調和諧而又具有詩情畫意。如真美善本《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回目：“燕市揮金，豪公子無心結死士；遼天躍馬，老英雄仗義送孤臣。”再如《離恨天》第五回回目：“幽室羈囚，壹曲悲歌心事寫；深宵晤對，兩人絮語淚痕多。”此外，這時的小說回目亦有冷嘲熱諷的，如《瞎騙奇聞》第五回回目：“山窮水盡，洪士仁猶作補牢心；喝雉呼盧，趙桂森初試牧豬戲。”有的則在諷刺的同時具有文字遊戲意味，如《苦社會》第十八回回目：“種痘復種痘，大兒權做小兒；灑水又灑水，惡習斯為美習。”當然，這種將回目文字拉長並加以趣味性的做法，主要是從明末清初小說、尤其是某些才子佳人小說那兒學來的，尚談不上什麽變革，只不過更為極端化而已。
真正使章回小說的回目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的，是清末某些小說中出現的壹種由繁而返簡，由趣味性而回歸實用性的傾向。如《冤獄緣》壹書，總***八回，其回目依次如下：“人命之關系，被冤之原因，中毒之奇異，偵探之影響，祖屋之緣由，相片之附卷，破案之離奇，設計之贅婿。”同時，有的作家幹脆采取了更簡明的兩字標目形式，有點象某些明清傳奇劇本，也有點象金聖嘆評本《西廂記》或張竹坡評本《金瓶梅》的做法。如《宜興奇案雙壇記》《孽報緣》《女學生》《片帆影》《新意外緣》《革命鬼現形記》《秘密自由》《軍界風流案》《官場離婚案》等，均乃如此。兩字標目，本是壹種極簡明而又實用的方式，但仍然有略顯呆板之不足，於是有的作家則幹脆采用更為方便的做法，完全根據情節需要而擬壹回目標題，字數多少不限，長短不拘，純粹單句散文化，最長者可達十幾二十字，最短者僅壹字，這就使回目的撰寫達到了壹個極其自由的境地。如三十回本的《新西遊記》第四回用壹“笑”字標目，第二十二回又以壹“偷”字標目，真是省到了極點。此外，諸如《柳非煙》《飛行之怪物》《新癡婆子傳》《蘇空頭》《最近女界秘密史》《吳淑卿義俠傳》等作品，全都是單行散文、長短自由的回目標題。更有趣的是，《白雲塔》壹書，不僅有以壹字標目者，如第三：“塔”，第二十三：“火”，而且還有將兩個對立的事物放在壹個標題裏的新奇做法，如第四十：“紅；綠”，第四十三：“冷；熱”。這的確是別開生面，令人耳目壹新。還有《五日緣》壹書，回目標題更是與眾不同。如第二章：“情絲之交點。”第四章：“托微波以通詞。”第十章：“咄!好事之魔。”第十二章：“如斯而已乎?”第十三章：“嗚呼大事去。”第十六章：“可憐哉晴天之霹靂。”第十八章：“生離歟?死別歟?”將大量的帶有文言虛詞的感嘆句、疑問句列為標題，又夾以外來詞匯，真可謂古今結合、土洋並用，穿西裝而戴瓜皮帽，讓人如食怪味豆壹般，其味也無窮。當然，也有的作品則純然借用古代詩詞曲中的句子、意象，從而將單句散文的回目寫得情味盎然。如《鴛鴦碑》***十章，目如次：“我潛身曲檻中”，“好叫我左右做人難”，“猛聽得壹聲去也”，“千種相思向誰說”，“治相思無藥餌”，“多管是擱著筆兒未寫淚先流”，“有情人成了眷屬”，“慘離情半林黃葉”，“這壹番花殘月缺”，“生則同衾死同穴”。如此回目，真像壹篇小小的《西廂》唱辭集錦。總之，章回小說的回目發展到清末，又出現了壹個萬紫千紅、爭奇鬥艷的新局面。
三、小說“回目”的文化意蘊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章回小說的回目標題大致上經歷了壹個由粗糙——工整——精致——簡約——多元的發展演變過程，而這壹過程中所體現的豐富的文化意蘊則尤其值得我們註意。
上面我們提到的那些宋元講史話本多半刊刻於金、元、明時期。對於《新編五代史平話》，“研究者認為本書應是金朝滅亡之前在北方編印的”。（程毅中《新編五代史平話·前言》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話本大系·宣和遺事等兩種》）《三國誌平話》《樂毅圖齊平話》等《全相平話五種》刊刻於元代至治（1321——1323）年間。而《宣和遺事》則為明刻本。從刊刻時間上講，宋元講史話本與元雜劇是基本同步的。（元雜劇不可能有金刊本，但元明間刊本頗多）但是，這兩種同時生並肩長的兄弟藝術形式的出版效果卻大不壹樣，尤其是將宋元講史話本的“準回目”與元雜劇的“題目正名”作壹比較，就可發現，前者比後者在藝術水平上低壹個層次、在發展速度上慢壹個節拍。形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為其締造者的身份、心態不壹樣之所致。從整體上講，宋元講史話本與元雜劇均乃“書會才人”之所為，但元雜劇的作者群中卻包含了壹些“名公才人”，這些人中，有的就是去職或在職的朝廷官員。正如《錄鬼簿》所言：“右前輩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留心。”當然，這些“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主要寫的是散曲而非雜劇，但即便在元雜劇作家中，也有很多是有“銜頭”的。如庾吉甫曾任“中山府判”，馬致遠曾任“江浙省務官”，李文蔚曾任“瑞昌縣尹”，趙天錫曾任“鎮江府判”，就連關漢卿，也有人認為他擔任過“太醫院尹”。而宋元講史話本的作者，大概永遠只能是“無名氏”了。因為話本乃“說話人的底本”，話本的作者實際上就是說話人，如霍四究、尹常賣之類。他們與 “名公”根本沾不上邊，只能是生活在下層社會的“書會才人”，有的甚至只能是“說書藝人”。再者，“說話”在當時只是壹種訴諸聽覺的藝術形式，根據“說話”整理成的“話本”也並非大量出售給廣大讀者閱讀的，它不象元雜劇的“題目正名”那樣是作為壹種類似於今天的“海報”的形式貼給觀眾看的。因此，“準回目”的制作，尚未達到無論是作者、出版者還是讀者均追求“美文”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麽元雜劇的“題目正名”比較工整而宋元講史話本的“準回目”則顯得比較粗糙的根本原因。說到底，二者之間的差別，乃是由它們不同的商業作用、市場需求所決定的。
明代前中期章回小說回目，存在著參差不齊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小說作者的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的不同之所致。這時的章回小說，是從民間長期積累到文人整理加工的轉型期。有的小說的回目更多地帶有民間通俗文藝的遺留，因此，顯得比較粗糙，單句作目，即使是偶句也不對仗。另壹方面，有些小說作品因為文人染指其間，不僅偶句作目，甚至對仗工穩，詞句妥帖。在這麽壹個民眾創作與文人創作並存的時段，回目狀況的雜亂是必然的。但是，有兩點卻是不能忽視的：其壹，將宋元講史話本正文中的“陰文”標目或書首標目統統置之於每回回首，成為真正的“回目”，這無疑是壹大進步。其二，由單句作目變而成為偶句作目，這又是壹個更大的進步。更有意義的是，這兩大進步又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讀者對小說（包括回目）的欣賞水平。人們不僅要讀美妙的故事，而且還有看美妙的回目。同樣，讀者們對回目美文要求的不斷提高，又反過來刺激了小說作者註重回目的藝術性。不僅章回小說如此，甚至影響到擬話本小說，馮夢龍編撰“三言”時，壹個饒有意味的做法就是：明明是兩個不相幹的故事，僅僅因為是相鄰的兩篇，卻給它們編了對偶的兩句作目，讓人讀起來瑯瑯上口。如“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張古老種瓜娶文女，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等等。而淩?初撰寫“二拍”時，則幹脆每壹個故事都模仿章回小說，來壹個偶句作目，且極為工整。這種迎合讀者的做法，仍然是壹種經濟利益驅動的表現。
明末清初章回小說回目愈趨精美，與明中葉的情況不同，它主要不是來自市場經濟利益的影響，而是體現了壹種文人、尤其是不得誌文人壹種心靈或才情的寄托。這壹類精美的回目多半出現在才子佳人小說或《儒林外史》《紅樓夢》這些純文人創作的小說之中，就足以說明這壹點。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說得很清楚：“縱福薄時屯，不能羽儀廊廟，為鳳為麟，亦可詩酒江湖，為花為柳。”“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黃粱事業。”曹雪芹也說：“滿紙荒唐言，壹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都將這種心理表現得十分清楚。相比較而言，這些作者對思想寄托、才情展露比經濟收入看得更重，甚或有的人根本就沒想到經濟收入問題。這也是壹種文化品格，壹種中國傳統文人高雅脫俗的文化品格。而晚清某些章回小說回目越寫越長、越寫越巧的狀況，也正是這種文人追求的極端化表現。
至於清末壹些章回小說回目由精美到簡約並且單句作目的變化，則並非是向著早期章回小說簡單的回歸，而是壹種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層次的表現。早期章回小說雖多為單句作目，卻零散無序，只是壹種最低要求，能概括某段故事的大要就行了，並未曾註意到回目自身的藝術性。而清末某些小說的回目，雖不追求“精美”，但卻仍然保持著整體的壹致性，且同時又體現了壹種厭棄繁瑣、追求簡約的審美趣味。這種審美追求，恰恰又是對那種極端表露文人才情而將回目寫得“美麗”而“蔓長”的做法的壹種反撥，最終形成了五彩繽紛的多元化的回目結構的局面。當然，正如同晚清小說的整體創作狀況壹樣，晚清小說回目的變化也必然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西洋小說的影響。而當我國傳統的大眾化的通俗文學形式——章回小說最顯眼的壹筆——回目的構成與西洋小說的形式相結合以後，便在新的歷史時期發射出新的奇光異彩，同時，也就意味著新的小說標目方式的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