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唐與吐蕃的關系
李文實
壹、唐蕃關系的淵源及其歷史墓礎
吐蕃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紀初年。那個時期，正是松贊幹布（《唐書》上稱棄宗弄贊，蓋譯名之異）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壹個地方政權，與中國內地並無往來，因而也不見於漢文記載。只是有個東女國在隋時間與隋王朝通貢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貢。這個東女國，或即以為唐旄。在隋末庸初時，吐蕃先後統壹了在那個地區的唐旄、羊同、蘇毗、附國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組成的部落，逐步把現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著的壹百幾十個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壹些非羌族部落等合並在壹起，這就是吐蕃。松贊幹布在位的年代，正好與唐王朝第二個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時。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贊幹布遣使來唐聘問，唐派使臣馮德遐前往邏安（今拉薩）通好。這是中國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區的統壹王朝與吐蕃建立往來關系的開始。看來當時雙方之間都不夠怎樣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冊上記載著“來朝”或“來貢”的字樣。
通過馮德遐的回聘，松贊幹布以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請婚。隨著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贊普松贊幹布，遂揭開了唐與吐蕃之間往來與爭奪的序幕。中國立國雖然比吐蕃還要早兩千多年，但與吐蕃建立正式往來關系，卻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盡管如此，吐蕃先世與中華民族的淵源和與商、周、秦漢等王朝的間接關系，仍是壹直不可分的，同時自唐初開始，正式成為組成這個統壹的多民族國家的主要成員之壹，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歷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礎的。若要說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華民族的行列是不夠全面的；至於民族淵源方面的西來說，則更是別有用心的不根之談。
從民族淵源來說，根據近年考古發掘資料，今天西藏地區新石器時代人類遺骸，屬於蒙古人種。而1983年在橫斷山區首次發現第四紀脊椎動物化石和古文化遺物，更說明在新石器時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這壹地區活動。至於中國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這壹地區的活動，則具見於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記載。同時羌族中發羌、唐旄等部，在秦漢間就已由河源進入今藏北地區；漢武帝時，又傳說有羌族的六牦牛部進入今西藏地區。在隋以前，活動於本地區的部落國有附國、吐谷渾；隋時則有女國、寶髻、蘇毗、羊同、黨項等部落，這些都是組成當時吐蕃的主要成員，其中最眾多的氏族，還是以秦漢以來的羌族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說是融合了羌族多種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現於史冊的，而南來、西來兩說，壹出於印度佛教傳入後的宗教性附會；壹出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東來後政治性煽惑，並無史實根據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國西部古羌族為主體，這從今藏族的地區分布和語言淵源上也不難窺見壹斑。說起羌族，它的先民在傳說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進入中原地區與黃帝族形成為後世漢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現代中國漢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過黃炎聯盟的形式，後來又經過姬、姜聯姻等方式，才成為從漢以來被稱為漢族的主體。漢以後雖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為在壹定的歷史範疇內素質各異的***同體，但從族源來講，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實質。除了黃炎聯盟時期未進入中原或後來秦穆公、秦獻公等在與西戎爭霸時，又被驅入中國西部地區的羌戎，由於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趨於落後，便仍然處於聚落遊牧的社會階段。等到吐蕃統壹青藏高原地區自秦漢魏晉以來壹直分散不相統屬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為主體的第壹個統壹王國時，它的奴隸社會性質和以遊牧業為主的經濟形態，仍未得到改變。但這種長期由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等所形成的社會狀態，壹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統壹而有了壹個強大的國家組織後，便在形勢的促使下，原來那種落後的社會、經濟而貌，必須急速地要加以改變了。
吐蕃社會要有突破和發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圍的國家與地區相溝通。在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羅、天竺地區發展，則顯然要受氣候、風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為壹旦從高寒地帶進入濕熱的高溫地帶，在短期內是難以適應的。它們只能是在文化、經濟上有所往來，乘其新興之勢，頂風冒雪，盤馬彎弓，以剽急強悍的騎兵部隊進入地勢與氣候相適應的地帶，並進而掠取生產與生活資料。這就是吐蕃當時東北進以並吞吐谷渾、黨項，東進松州以掠取唐所羈縻的諸羌州，北進於闐以與唐爭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鎮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當時歷史發展的形勢。與這種形勢相適應，吐蕃的東進、北進還有壹個歷史的因素，便是當時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肅、四川的西南地區，都是當時羌族、氏族及吐谷渾、鮮卑（禿發、乞伏、乙弗等）等非漢族而與吐蕃族在生產生活上相接近的諸族活動的地區，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壹致性，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這些地區進軍和發展的必然策略和趨勢。因此吐蕃在合並唐旄、蘇毗後，使為向東北進攻吐谷渾鋪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後，便為向北進攻於闐創造了條件。這樣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內和在當時西域四鎮（龜茲、於闐、焉耆、疏勒）地區與立國中原的唐王朝相沖突了。不僅是如此，它同時還與蔥嶺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東南方的南詔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脅的局面。在這多方面錯綜復雜的沖突與交涉的關系中，比較起來，唐與吐蕃之間關系，既有聯合，又有爭奪，而以和平往來與文化交流為歷史發展中的主要趨勢，也就是漢藏兩民族在黃炎、姬姜、漢羌等各個歷史時期所凝結成的民族歷史關系基礎上的進壹步發展，也可以說是多民族統壹國家在建立過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須指出，我這樣看這個問題，卻並不是在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與作用中，把唐與吐蕃等量齊觀，無所區別的。從當時歷史發展的總的或主要的趨勢看，無疑地唐王朝在松贊幹布的時代，不僅是與吐蕃比，同樣地也是正處於它的興盛期；而且在當時的東方和世界歷史上看，唐王朝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於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當時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僅深入到高麗、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獅子（今斯裏蘭卡），而且還遠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東地中海壹帶）。同時唐代繼漢之後所開辟的東西方陸路交通大道（今或稱絲綢之路），更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圖的廣闊，也是中國史上所僅有的。從聲威方面來說，當時西域諸國都尊唐太宗李世民為天可汗，稱東西交通大道為朝天可汗道；而當時的唐首都長安，又是華夏文化與西域文明薈萃的中心。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吐蕃王國最初與唐王朝建立往來關系時，還只能居於藩屬地位，這完全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吐蕃王朝崩潰後，終於在元初正式成為組成祖國統壹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之壹，可說就是基於這種歷史因素和因緣的，否則的話，不可能由於薩班·貢噶堅贊和他的侄子八思巴兩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歸順大元王朝的。西藏當時的順時趨勢，主要是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條件相適應的。與此相反，元代雖然曾地跨歐亞兩洲，而且蒙古騎兵的鐵蹄，踏遍了中亞及東歐大地，但並沒有促成翰羅思等國家和地區的歸順，即是顯例。這是什麽原因呢？壹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壹致，而歷史關系又無基礎，只想用武力進行擴張是不行的。
唐與吐蕃之間關系的建立，是在同種同文的基礎上，但在這種關系繼續發展的過程中，仍然是有壹定曲折，這也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壹般規律的。在唐太宗貞觀以後，隨著吐蕃勢力的進壹步壯大，唐便在隴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脅，這樣唐王朝便與吐蕃處於對峙或聯盟的局勢。聯盟是為了加強內部經濟、文化的往來和***同對付大食勢力東來的威脅，而對峙則是雙方勢力消長的表現。等到安史亂起，唐在河隴的邊防軍相繼東調守禦潼關，吐蕃勢力的發展，便逐步趨於優勢。但雙方之間仍以和好往來的聯盟為基本關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講和，吐蕃贊普棄隸縮贊上表說：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進和同為壹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長安《唐蕃會盟碑》文中說，
商議葉同，務會萬姓安泰，所思如壹，成久遠大善，
再續舊親之情，重申鄰好義壹為此大和矣。……使其兩界煙上不揚，罔聞寇盜之名，復無驚恐之患。封人撤備，鄉土俱安，如斯樂業之恩，垂諸萬代，贊美之聲，遍於日月所照矣！
這種在封建社會具體歷史條件卞）兩個不同民族的政權之間所建立的和好往來關系，對唐蕃雙方都是有利的，特別是對廣大人民的安居樂業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樂”。吐蕃由於與唐之間先後持續了約二百來年的往來，吐蕃的文化、經濟等方面均有了較大幅度的發展，逐步掃除了氏族社會殘余．但最終由於吐蕃社會奴隸制殘余的作崇，貴族階級的兼並土地和增收租稅，宗教徒之間的互用殘殺，更加上連年用兵，促使貴族內部各個集團分崩離析，當唐王朝趨於衰亡時，吐蕃也早壹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時，對唐與吐蕃在歷史上的關系，曾這樣的評論：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後巳。唯吐蕃、回鶻號雄強，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環視***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爭奪，雖使它們同歸於衰亡，但這主要是指統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個地方的廣大人民，通過二百多年來和中原地區人民的往來與唐王朝政權的聯系，遂使雙方在統壹的多民族國家的進壹步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從此便密不可分了。這種歷史關系，從吐蕃來說，是祖國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在發展中向內地的擴張和掠奪，這在把中國西部地區分散存在的以羌族為主的眾多部落統壹起來，從部落群體向單壹的民族政權形式過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從唐王朝來說，它與吐蕃的爭奪，卻並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國主義分子所說的那樣具有擴張征服的歷史因素，而是為了保障那時內地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免受破壞，並力爭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東西方交通路線的暢通無阻。特別是和親這壹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貫徹了唐王朝和平往來的意圖。這同樣在統壹的多民族國家的進壹步發展中，做出了與歷史發展潮流相適應的貢獻。這無疑是當時歷史發展中的壹支主流。曲解了這兩點，便完全抹煞了當時歷史發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與吐蕃的關系
中國自周、秦以來，開始形成為東方的壹個古文明大國。這個所謂大，便是指地大、眾而言。古代的人類，（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和交通條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著習性各異的多數族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不同族系的東西南北之人，由於互相接觸，互相混合，便逐漸趨向於統壹。這就是中國自來就是壹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的歷史因素。在中國這個國家走向統壹的過程中，民族間的同化與融合和文化上的遞嬗與演變，都在不斷地相互產生著影響。前面已經提到黃、炎的聯盟和姬、姜的聯姻，先後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龍山（黑陶）文化所匯合而成的華夏文化。在這種統壹文化的基礎上，才促成了秦漢大壹統帝國的出現。這種大壹統局面的形成，並不是出於那壹個民族單獨的創造，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間的融合與同化的結果。其後又經過魏晉南北朝時代再壹次民族與文比的匯流，便出現了隋唐大壹統的新局面。隋唐大壹統帝國的出現，正由於是植基於中國境內民族的大遷徙、大融合之後，因而他們的民族觀念和立場，和秦漢之間是有壹定區別的。李唐這壹族姓雖自稱是隴西郡望，然其先世頗染少數民族血統。就李昞、李淵、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後如獨孤、長孫、文德等，均屬胡（胡字在其時的含義是泛指中中國北方各少數族）姓。而唐代漢族“胡”化，其事。又頗普遍。因此，唐人的種族觀念，較前代為淡薄。有唐壹代，蕃將最多，舉凡突厥、高麗、回紇、沙陀及吐蕃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軍的統帥或偏將。正因為隋唐是國家疆域最廣闊的時代，為了要抵禦西北、東北和西南邊疆各民族騎兵的進犯和確保絲綢之路的暢通，長於騎射的蕃將，自然也就成為這壹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壹統形勢下必然的趨勢；民族歧視和大漢族主義的觀點，雖然還不可能全盤化除，但也必須相應地有所改變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壹再說過：
目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壹。
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還有壹次，邊將報告獠人反叛，請發兵征討。他批駁說：
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為人父母意耶？
這種對邊地少數民族不加歧視的觀點，看來並不完全出於策略性或壹時權宜之計，也不僅是唐太宗壹人為然，而基本上在整個唐代是壹致的。因此，當時在這方面所采取和執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內，具體有如下幾個方面。
（壹）和親政策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當不同民族的幾個政權相互對立的情況下，以相互間的聯姻關系．作為雙方謀求並保證和平友好往來的紐帶，這就是被後世稱為和親政策的來由和實質．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騙，那是不符合當時歷史實際的．
這種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聯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來關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與後世所不同的只在於地域範圍仍在中原地區而已。後來漢公生的遠適異國，是在國家疆域有了大的開拓下才產生的。雖然公主琵琶，在後人的想象中別具哀怨，但漢代與烏孫、匈奴主室的聯姻，確乎在相互往來和安定國防方面，起過巨大的作用，其歷史貢獻是不可低估的。無論是烏孫王或是匈奴單於，也都是向漢廷上書禮聘，卻並沒有要挾或威脅。而漢公主們也只是感到語言不通，習俗各異，最初頗不習慣，但到後來，還能在老王死後從其子輩“妻其後母”的國俗。這種聯姻關系，只存在於雙方王室之間，因此後世稱為和親政策。中國歷史上大壹統國家局面形成之際，中原與邊疆民族之間的關系比較突出。產生這種交往的方式，顯然是為了適應當時新的形勢所需要的。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必須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開國之前，隋文帝楊堅即曾先後以宗室女大義、安義兩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誇呂可汗的兒子伏。同時伏也請以女備文帝後庭，為文帝所辭卻。可見當時不同民族王室間婚姻往來，並不是壹件稀奇事，也不僅漢公主出嫁少數民族。當唐開國之後，未待吐蕃請婚，唐公主已分別出嫁到突厥、吐谷渾等諸國去了。在初唐來說，吐谷渾尚不成為唐王朝的威脅力量，可見和親只是當時壹種和平締交方式，是為了溝通雙方在文化、政治、經濟方面的交流，促進兄弟民族之間的團結與友好，並不存在大國、小國，誰強誰弱以及什麽相互利用欺騙等問題。
松贊幹布即位後，吐蕃勢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誌於四方，對唐王國自然也就有了壹定的了解和認識。他聽說突厥、吐谷渾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請婚自然是壹項結好的表示。從當時情勢看，除了這是壹種帶有傳統性的和平締交方式外，還有對中原地區先進文明羨慕與向往的時代因素，並不單純是效法他人的時髦做法。因為當時的長安，不僅是華夏文化的中心所在．東方諸國的觀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薈萃之處。吐蕃當時歆慕上國文化，可從唐書記載中不難看得出來：這種記載，雖出自漢官，不無抑揚。但從文成公主人吐蕃時所帶佛像、經書、工藝品，綢緞、農作物種於及樂器、工匠等情況，和隨著派留學生來長安學習等史實，說明吐蕃不僅通過和親自唐傳人了佛教文化，也引進了漢族傳統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邊疆與內地之間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流，也繁榮了吐蕃的文化。後世有的藏文記載中把邏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設計藍圖，完全歸功於文成公主的星算術和地理風水，這自然是宗教語言，但以文成公主作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歷史脈絡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歷史因緣，雖如上述，但其結成，卻還費了壹定的周折。唐與吐蕃初通使後，吐蕃向唐請婚．唐當時對吐蕃還可能缺乏了解，壹時未能允如所請，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聯姻歸罪於吐谷渾的阻撓，於是松贊幹布先出擊附唐的吐谷渾，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門河流域。並迫白蘭與黨項東移。然後派大兵二十萬攻松州，揚言唐若不許嫁公主，即將深入。和親既是和平締交方式，當然不能以兵威來強致。因此唐太宗在擊退吐蕃軍隊的這次進犯後，當贊普再遣使來謝罪並請婚時，才允許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贊幹布，吐蕃獻黃金五千兩和其它壹些寶物作為聘禮。唐蕃聯盟便從此開始。從此開始的唐蕃關系又和歷史上的民族、地緣和文化上並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歷史關系上的進壹步發展。其主要歷史標誌，有如下三項：
1．甥舅關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為特使護送。吐蕃贊普松贊幹布在黃河源柏海以子婿禮相見。其後贊普對唐帝均自稱甥，此種關系，通過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強。所謂“戎王子婿寵，漢國舅家慈”，在歷史上傳為美談。
2．冊封關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冊封松贊千布為駙烏都尉（官職）、西海郡王（封爵）。他寫信給唐宰相長孫無忌說：“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討之。”並以金琲十五種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為賨王（或作賓主），並刻他與其他十三位少數民族王公將領的石像同列於昭陵。在此後壹段很長的時期內，贊普死後壹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贊普，也須經唐朝的冊命才算合法。不論其後各個歷史階段內有若何曲折和變化，而吐蕃與祖國中央政權的蕃屬關系，早在那時節已明確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職和封爵前，贊普就已上書太宗，賀他征遼獲勝歸來說：“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無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內。接著，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請援，松贊幹布即發精兵從王玄策討破之，並獻俘長安報捷。這些都是以從屬地位（即現在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出現的。等到安史亂起後，情況有了急劇地變化，雙方沖突爭奪加甚，上述關系便又以會盟訂約的形式出現，顯然是相互對峙起來了。但總的趨向是仍以和平往來為主的，建立於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會盟碑》文，把這種社稷如壹，各守分疆，友好往來的平等關系正式確定下來，直至吐蕃國內部貴族集團之間的紛爭而解體為止。綜計自唐貞觀時雙方通好，其間使臣來往***達壹百九十多次，兒乎年年有使節往來。這為以後吐蕃與中央結為壹體，建立了穩固的基礎，也就是從此邁出了新的壹步。
3．漢藏文化交流與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從泥婆羅和唐引進了佛教文化，又從唐引進了漢族文化，這就是吐蕃文化的兩大淵源。佛教影響於吐蕃的政治社會，非常深厚，而農工生產技術，歷法醫藥以及音樂繪畫，甚至是儒家經典，都成為吐蕃文化的構成部分。唐著的聯姻與結盟，文化上相互影響，結為壹體，而***同的民族心理狀態，在以後對付英、俄等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過程中，表現得異常突出，這並不是偶然的。
以和親政策為紐帶，而產生這樣直接與間接的成果，是為近代西方國家所難理解的，但它卻正是象中國這樣的統壹的多民族國家在長期形成過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與在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聯姻，無論是冊封的蕃屬或者是對立的敵體，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進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渾、回紇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時吐蕃贊普松贊幹布又娶泥婆羅公主，而赤德祖贊贊普為了結好唐屬國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兒嫁給小勃律王，以聯姻作為結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學家和帝國主義的喉舌們，（卻把唐與吐蕃的聯姻關系，說成是唐王朝的欺騙與訛詐。他們以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禮的女兒，都不是皇後所生，都冒稱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別金城公主時，又假意表演了壹番愴別之情，以蒙騙吐蕃使者．甚至他們還指責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黃金、珠寶和良馬，大做其賺錢的買賣。這種違背歷史事實而進行挑撥現代西藏與祖國關系的用心，實在是極端惡毒的。而所謂賺錢買賣雲雲，無疑是帝國主義面目的自我揭露。須知當時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與賜封決定的。這在前代就已如此，無論是烏孫、匈奴、突厥、吐谷澤、吐蕃、都未曾提出過異議。這個問題是在唐肅宗的女兒寧國公主嫁給回鶻骨咄祿毗伽厥可汗時，唐使者為了爭執可汗以大禮迎接冊命，便說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禮數。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為莫大光榮。這說明唐王朝也並不是壹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兒鹹安公主嫁回紇合骨咄祿毗伽可汗；唐憲宗女兒太和公主出嫁登羅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顯例。至於壹定要是皇後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現代某些西方學人別有用心的借口；因為依他們說來，唐與吐蕃和元以後中國與西藏的關系，只是大漢族主義的欺詐侵淩而巳。這完全是無視中國歷史發展事實的讕言。
（二）羈縻政策
羈縻壹詞，初見於《漢書》。用現在的話來說，是聯系的意思。後世對羈縻不夠重視，只註意於直接管轄和統治。實際上羈縻政策的產生，自有其復雜和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應當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漢代初通西域，那裏原存在著鄯善、龜茲、於田等眾多的各少數民族的大小王國，加上西遷的大月氏、大夏等國，種落十分復雜。而匈奴又時常出入抄掠，形勢很不安定。漢通西域，主要是為了防禦匈奴和確保與中亞、西亞交通路線的暢通。因此在西域設都護，以至屯田駐軍，都為這個目的服務，並不征服和直接統治這壹塊廣大地區。只要當地各屬國相安無事，漢王朝只是與它們加強文化貿易等方面的聯系，不要求同內地壹樣的劃壹管理。這就是羈縻的由來，也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條件的。隋唐又是我國繼漢之後的統壹大帝國，當時對外交通，雖然初辟海道，但主要東西往來幹線仍為自漢以來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稱絲綢之路。唐對西域的經營，較漢又進壹步，即在高宗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護府。並於龍朔元年（六六壹年）在於闐以西、波斯以東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縣壹百壹十，隸屬安西大都護府。這只不過是在名義上置州府，實際上仍都保持其獨立狀態。但唐王朝的聲威卻從此遠及西亞、中亞，其影響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羈縻州的設置，與吐蕃的安全，關系頗為重大，這只要看後來唐失四鎮，大食東侵，吐蕃受到回紇、南詔和大食三方面的壓力，便可了解吐蕃與康相互依存的關系。
其次，關內道羈縻州中如隴右諸胡州、黨項、吐谷渾諸府州，及劍南道諸羌州，則後來大都為吐蕃所合並或者內遷僑置。這類羈縻州的設置，是壹種有步驟的過渡形式。通過這類形式和羈縻政策加強聯系的作用。諸凡突厥、吐谷渾、黨項、回紇、羌、契丹以及當時所稱降胡等眾多的少數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內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張義潮以瓜沙十壹州歸唐，吐蕃族內附的也自木少。終唐之世，並未在吐蕃境內設立州縣，但通過友好往來和互市，以加強雙方之間的聯系，比壹般設羈縻州顯然更進了壹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並無強迫同化的意圖和措施，這只要看唐對突厥降人和吐谷渾、黨項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強迫而終歸自然同化，這是由社會發展規律所決定的。此種羈縻政策，在以後元、明、清三朝於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應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統壹的多民族國家進壹步團結壯大的歷史任務。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三）宗教政策
吐蕃與唐之間加強聯系與往來的另壹紐帶，是對佛教的扶置與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羅、天竺引進佛教的，中國佛教雖然也來自天竺，但到唐時它已通過改造，使之與中土情況相適應了。吐蕃從唐引進佛教，也與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傳佛教的前身。據史書記載，文成公主入蕃時，所攜禮品以釋迦佛像為首，還有三百六個卷（佛教）經典。唐德宗時，漢僧良誘、文素二人還曾應邀赴吐蕃講經；唐穆宗時，吐蕃使臣參觀安國、慈恩等內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並曾遣使來求五臺山圖，覽觀五臺山佛寺的弘規。現在的《大藏經》中有幾部經典，還是依漢文翻譯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聯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響的。後來吐蕃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達拉宮內塑文成公主像，把她與護法同等看待，可見這壹方面影響的深遠。
唐代雖然沒有訂立宗教信仰自由這樣的規定，但當時由西亞傳入的火襖教、景教、摩尼教和國教（伊斯蘭教）等，都在中國內地流行，且在長安建有寺廟。這也密切了唐與西亞、中亞各國的聯系。佛教雖曾壹度被禁，但那也只限於其影響生產勞動和社會風氣的壹面，並未觸及經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壹定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並得到封建貴族和農奴主階級的利用與扶植下興盛起來的，但借著宗教的傳播，便也伴隨著文化的交流。唐代長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覽館，而各種宗教的流行，具體體現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懷與氣魄，自然也更促進了與吐蕃團結友好的往來關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結成甥舅之盟後，文化與經濟方面的聯系便日益密切起來。除了文成公主帶去大量蔬菜種子、手工藝品、紡織技術等以外，高宗時贊普又請給蠶種及制酒、碾硙、紙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壹壹送去。吐蕃的商隊，也從內地采購綢緞、繒帛以及軍用的弓箭等。唐還大量地贈送給吐蕃以繒帛，有時多至萬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隨從大批技藝工匠並攜帶大批錦緞：
賜錦繒別數萬，雜技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