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銘文的內容上，春秋時期仍存在的在銅容器上銘有頌揚先祖、祝願家族團結、昌盛之類的套語，自戰國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現在所見到此類銘文僅在田齊銅器中延續了較長時間，在戰國中期仍可見，其他列國器物發現得不多，壹般銅容器上多只較簡單地記明鑄器之事由與器主。戰國中期以後，隨著集權政治的進壹步發展，政府對與兵器，度量衡相關聯的手工業加強了控制，使銘文載體大為擴展，同時在銘文中出現“物勒工名”（《劄記. 月令》）的的內容，記載負責監制青銅器者的官職名號、工長名與直接鑄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見於兵器、量器等。還有的酒器、食器則記置用地點與掌管者官職。量器辦記容量、重量及使用地點。戰國銅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銘文，因資料較少，其字體變化的情況不能作系統說明。僅可對幾個國家（或地區）的金文之特點作概括的介紹。 齊國在戰國早期時的金文帶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陳曼簠銘文，雖保存著春秋中晚期齊金文中那種瘦長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種故意拖長、迂曲婉挺的筆劃已很少見，且行筆多方折。至戰國中期後，齊金文在書體上已較春秋中晚期有較大的改觀。銅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雖較規整，字體作長方形，但書體近於手寫體（壹般流行的俗體），筆劃厚重而簡約，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帶有此壹時期濃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陳侯午敦銘文為戰國中晚期齊國銅禮器上的典型字體。像陳純釜、子禾子釜等，銘文均與此銘相近同。
戰國時期，從原晉國分化出來的韓、趙、魏三國在金文的字形與書寫風格上仍具有較多的***性。銅容器銘文中字形規整的壹類，以洛陽金村東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鐘銘文最著名，從銘文內容可知，鐘是韓器，作於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銘文鑄成，結體長方勻稱，筆畫圓轉、細勁，郭沫若曾謂之“規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莊、舒朗的風格亦與上述凝重的齊國金文形成壹定的差異，較之春秋晚期晉器中之趙孟疥壺的那種故作修長的字體顯得較為穩重、勻稱，確有可能受了當時西方秦國文字的影響。洛陽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壺，是戰國時魏器，其鑄銘與骉羌鐘相近，但可能偏近於手寫俗體，在規整程度上稍差。 與三晉相鄰近的中山國之青銅器有著極優美的銘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與方壺，倿螆壺）之刻銘，其字形修長，細勁而又瀟灑，點畫之間或具修飾性的點綴，堪稱戰國銅禮器銘文中最具藝術性的美術體。其中方壺銘文長達四百五十字，也是戰國時期最長的金文。 南方的楚國，在戰國早期、中期時，金文字體仍在壹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時期南方金文那種碩長的形體特征而較為寬闊，筆畫迂曲、流暢，如楚王醔章镈，與同時期的北方金文相徑庭。至戰國晚期，楚國金文形體多已變 得扁平。筆面較短多弧筆，顯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國金文已形成明顯反差。 關於本階段新出現的且比較常見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銘文、紀量銘文，多數是在銅器鑄成後用利器在器表刻出來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隨手刻成，故形體不規整，筆畫細如芒發，字跡較潦草，俗體字亦較多。 戰國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區域性較之春秋時期並未減弱而更有所強化，文字之字形亦因地區不同，在字形與結構上有不少差異。在列國金義中，舊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體在此時已被地方性俗體取代。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新的形聲字於此壹階段金文中繁生，長篇銘文中還大量使用假借字，這種情況亦為前代歷來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