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末年的治黃戰略家賈讓，針對漢代黃河河患頻發的原因，提出了以“寬河行洪”思想為主的全面治理黃河的上、中、下三種不同對策，上策主張滯洪改河，中策提出築渠分流，下策則為繕完故堤，賈讓還對此進行了對比選優和評估。賈讓“治河三策”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賈讓在上書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歷史，並親至黃河下遊東郡壹帶進行了實地調查研究。他認為：戰國時“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裏。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裏。”這樣作“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汛期漲水，在寬廣的河道內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如今沿河居民不斷與河爭地，堤內築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縮窄，“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裏”，而且“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余裏間，河再西三東，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時從黎陽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勢十分嚴峻。 經過深思熟慮，賈讓在上皇帝書中提出的
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認為采取這壹措施後，“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有人以為改河將“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不以為然。他算了壹筆帳，“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計劃成功。賈讓在上策結尾說：“大漢方制萬裏，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壹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中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具體措施是“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並在水門以東修壹長堤，“北行三百余裏，入漳水中”。在長堤旁多開渠道，“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這樣，賈讓認為可以避三害、興三利：“民常罷（疲）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谷；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增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同時，賈讓還強調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數千人，每郡每年治河經費數千萬，以如此人力物力，完全“足以通渠成水門”。又由於“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疲）。民田適治，河堤亦成”，真可謂壹舉兩得。果如此，賈讓以為可以“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下策：如不采取以上兩策，只是在原來狹窄彎曲的河道上“繕完故堤，增卑倍薄”，進行小修小補，賈讓認為其後果必然是“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