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做事？
我想，妳說的做事應該把它看成創作，無論成功還是失敗 建議去品讀，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演講壹開始，梁啟超就引用國人熟悉的儒家經典《禮記》和道家經典《老子》中的格言，開宗明義地提出了“敬業樂業”的主旨。接下來，分別談論了“有業”“敬業”“樂業”的重要性；最後，又用“責任心”和“趣味”總結全文旨意。“敬業與樂業”的前提是“有業”。作者先引用孔子的話和百丈禪師的故事，得出“百行業為先，萬惡懶為首”的結論，強調“有業”是做人之本。在論證“敬業”問題時，先用朱熹的“主壹無適便是敬”，解釋“敬業”的含義就是專心致誌、心無旁騖。接著，提出“為什麽該敬呢”壹句設問。作者從人類生存的需要（為生活而工作）與個體生活的意義（為勞動而生活）出發，論證“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來，當大總統與拉黃包車，在職業的神聖性質上，並沒有什麽高下之別。因此，“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麽分別揀擇”。至於該做哪壹種勞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壹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壹等人”。於是，他又設問：“怎樣才能把壹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再次回到“惟壹的秘訣就是忠實”，“是敬”。莊子、孔子、曾文正公的名言，木匠與政治家、挑糞工與軍人的比較，都是為了強調壹個道理：“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為必要，又於人生最為有利。”僅有“發憤忘食”的“敬業”還不夠，“樂以忘憂”的“樂業”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價值。論述“樂業”重要性時，梁啟超先從司空見慣的“做工好苦呀”的嘆氣聲中談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費力；對於無法逃避的事，與其“皺著眉頭，哭喪著臉去做”，不如尋找出樂趣。“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為什麽呢？”這句設問下面，列出了四個理由。這四個理由，浸透著深刻的人生體悟和哲理，相信任何壹個曾經專註於某項工作或事務的人，都會有同感和***鳴。演講最後，梁啟超言簡意賅地把“敬業與樂業”總結為“責任心”和“樂趣”，強調“人類合理的生活總該如此”，並“盼望諸君和我壹同受用!”這篇演講在論證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大量引用經典、格言。儒家的《禮記》《論語》、孔子、朱熹、曾國藩，道家的《老子》《莊子》，佛家的百丈禪師，都被作者拿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口語和演講特色的體現：（1）引用古籍名言時，用通俗的口語進行解釋。例如，對孔子的兩句話：“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做了生動而饒有趣味的講解：“孔子……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嘆氣說道：‘難!難!’”對“主壹無適便是敬”的解釋：“用現在的話講，凡做壹件事，便忠於壹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壹點不旁騖，便是敬。”（2）語言通俗，如話家常。例如，提到百丈禪師的故事時，說“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壹天便絕對的不肯吃飯”。又如，“人生從出胎的那壹秒鐘起到咽氣的那壹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3）結合演講時的情境，註意和聽眾現場交流。例如，“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著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壹樣在淘神費力？”演講最後，“盼望諸君和我壹同受用!”更是對聽眾直接的心靈訴求。此外，幾處設問句的使用，恰到好處地把幾個分論點提煉出來，有利於引起聽眾的註意和思考。二、問題研究1．應該怎樣理解“業”的含義？需要引導學生註意：“業”並不局限於狹義的職業。正如作者所言：“凡可以名為壹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因此，“敬業與樂業”的意義，就不只限於正式的謀生職業，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壹件有價值的事情；不只限於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學生的學習。指出這壹點，可以擴展梁啟超主張的適用範圍，也有利於學生聯系自己的生活體驗來閱讀本文。2．怎樣深入理解“敬業”精神？這是本課的壹個難點。我們可以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定背景，來領會梁啟超提倡“敬業與樂業”的良苦用心。中國傳統文化是壹種有等級色彩的文化，中國人的職業觀向來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人們的讀書目的又是“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官本位的文化，極度蔑視普通職業、尤其是體力勞動，人們紛紛以出人頭地、顯親揚名為人生價值的實現。因此，梁氏的“敬業”說，有著矯正世風、改良國民性的積極作用。但他在論證“敬業”的必要性時，有兩點可質疑處：其壹、為什麽人必須為勞動而生活？為什麽“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人類或個體的生活，並不都是只有“勞動”，“休閑”也是人生的重要內容（這裏的“休閑”，不只是狹義的吃喝玩樂，還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休閑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還在不斷提高。“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是鮮明的基督教新教倫理（參見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事實上，正如“人不是為吃飯而生活”壹樣，人也不是“為勞動而生活”。如果說，馬克思所說的克服了異化的勞動，具有人類解放的意義，那麽這種意義也是梁啟超這裏未嘗論及的。其二、人既然是社會動物，其職業地位、從業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在特定時代，拉黃包車的，即使再敬業，也要飽受欺淩、困苦卑賤（如《駱駝祥子》中的祥子），與大總統的生活判若天壤。這時候，要求拉黃包車的要安心拉車、樂於拉車，可能嗎？合理嗎？是否有“維護既有的統治秩序”之嫌？梁啟超認為，當木匠與當政治家、當挑糞工與當軍人，“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更有無視階級鴻溝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