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為統壹人們思想，采取壹系列文化措施，形成大壹統的壯觀局面。
第壹，整頓文字的雜亂，建立規範的書體。戰國之時，文字異形，造成各國文化交流的不便。尤其是秦統壹天下後，妨礙了中央政府的法令條文的有效推行。因此秦始皇把統壹文字作為當務之急，責令李斯等人對文字進行整理。李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汲取六國文字中筆畫簡省的優點，創制出壹種形體勻整劃壹、線條圓轉流暢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這是“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之後的新成果，作為官方文字頒行全國。與此同時，獄吏程邈因罪入獄，根據當時頗為流行的通俗字體，潛心創造出壹種更為簡便的文字。他將小篆的瘦圓字形改為橢方，勻連筆畫改為斷折，書寫更為便利，很受徒隸歡迎。這種字體流布開來，被人稱為“隸書”。兩種形體的文字在當時都得以推廣，但小篆作為書寫皇帝詔書和官方文件的標準文字，而隸書主要用於非正式文件的日常抄寫。不過此時的“隸書”是指秦隸，可以視為“小篆”的簡率寫法，因而字體、筆勢仍帶有篆意。這與後來的“漢隸”不同，“漢隸”字形再變為扁平，筆畫再變為粗肥，改變了漢字形、筆的面貌，提高了書寫的效率。漢字由此擺脫了圖畫性質，成為純粹符號性的方塊字。然而秦始皇時的小篆、隸變畢竟是漢字歷史上的壹大變革，推動了漢字發展的步伐。許慎《說文解字》中提到，秦始皇時定書體為8種，稱“八體”，即大篆、小篆、蟲書、隸書、刻符、摹印、署書、殳書。其實，後4種是因用途而別，前4種才是不同字體，其中又以小篆、隸書最為流行。秦始皇下令統壹和簡化漢字，為推行法令、傳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消除方言差別、區域隔閡以及促成中華民族的***同心理做出了貢獻。
第二，打破關塞壁壘，修整交通要道。戰國之時，紛亂不息，諸侯互相防範，修築了眾多的隘卡和城堡。各國車輛形制不壹，道路寬窄有異，交通十分不便。秦始皇吞並六國後，這種局面嚴重影響了中央集權對所屬各地的控制，因而下令拆除各種障礙，並定車寬以6尺為制。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開始修建馳道。馳道以鹹陽為中心，主要有三大幹線。壹條向東直通過去的燕、齊地區，壹條向南直達吳、楚地區，還有壹條向北為加強對匈奴的防禦而築。馳道寬50步，平坦堅實。道旁每隔3丈，植樹壹株。除此之外，還在今雲貴地區修“五尺道”，在今湖廣地區修“新道”，使西南和東南地區加強了同中原的聯系；秦始皇在完成統壹大業後，為了顯示其煊赫的功德，就開始了在全國各地的巡行。從稱皇到去世的11年中，他興師動眾地在全國巡行5次之多。第壹次巡行是從鹹陽向西北，意在向邊郡宣揚國威。第二次出函谷關至泰山行封禪大禮，又至之罘、瑯玡立碑記德。第三次經博浪沙時遭到韓國貴族張良收買的義士狙擊，但其不“為盜所驚”，仍悠哉遊哉。第四次沿魏、韓、趙國界至碣石，照例刻石記功而還。第五次下東南上會稽山祭大禹，取道臨淄西歸，由於旅途疲乏勞累和平時縱情淫樂，身體虛弱壹病不起。秦始皇的巡行對威懾舊有貴族勢力、鞏固新興封建集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借此拆除壁壘、修建馳道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則有利於全國各地的聯系，這無疑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和中國版圖的統壹。
第三，加強法制觀念，整肅人倫綱紀。秦始皇統治壹個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國，必須依靠完備的法律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系統的倫理規範人們的心理。秦時法綱嚴密，條目繁雜，為我國歷史上所少見。秦律幾乎對人民生活的壹舉壹動均作出明文規定，進行嚴格限制並對違者治罪。秦國自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始，就強調法律的尊嚴和無情。《史記·商君列傳》載：“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其後歷代條文不斷充實、苛細，如“敢有挾書者，族”，“有敢偶語者，棄市”，甚至連穿鞋都作規定，致使百姓“毋敢履錦履”。百姓壹旦觸動法律，往往輕罪重罰。朝廷認為只有用刑才能杜絕犯罪，因而秦代酷刑甚多，如“黥”“劓”“笞”“戮”“宮”“梟首”“棄市”“腰斬”“剖腹”“族誅”“連坐”等，既有古代舊刑，也有自己新創。秦代據五行說從水德，也是實行嚴刑酷法的壹個原因，並借法律條款矯正陋俗蠻習。秦國本較落後，自孝公以來，善用人才，勵精圖治，移風易俗，循法務實，社會風氣很快扭轉。秦始皇為整肅人倫，“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之罘刻石勒寫“建立法度，顯著綱紀”以歌聖明，會稽刻石嚴令“禁止淫佚”以糾蠻俗。秦時還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鄉官，負責道德思想的宣傳教育。由於秦代法制過於苛刻，壹方面鎮壓了社會的不滿情緒，但另壹方面也激化了遺留的歷史矛盾，自詡為“大聖”的秦始皇因而留下“暴君”的聲名。
第四，征服邊境民族，擴展中華地域。自古以來，華夏族位居中原，在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交往中，加強了互相之間的了解和融合。秦滅六國後，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統壹的多民族國家。居住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越族，因為他們的分支很多又稱“百越”。百越地區與中原地區有著許多不同的文化特征，其中如“斷發文身”、“鑄銅為鼓”以及“無嫁娶禮法”。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滅掉楚國後，繼而降服了居住在浙江壹帶的越族，建置會稽郡。接著又征服了福建境內的閩越，設立閩中郡。後又進攻兩廣地區，最終攻取南越並設三郡。又遷50萬人戍守五嶺，與越人雜居，從此嶺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緊密聯系在壹起。西南夷也有數十個少數民族，他們自成部落，很少來往。秦始皇派人修建了壹條通往雲貴地區的“五尺道”後，將陜、川、雲、貴連成壹片，使這些少數民族成為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匈奴則是我國北方的遊牧民族，他們仗恃騎兵行動迅速的優勢，經常深入中原搶掠財物。秦始皇為解除這壹威脅，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向河套征伐，壹舉奪回被匈奴占領的河套地區。為鞏固對這裏的統治，秦始皇還遷內地人3萬戶到此屯墾。這次大規模移民有效地制止了匈奴的南下侵擾，並促進了這裏的資源開發和民族融合。在與匈奴的鬥爭中，秦王朝為免邊患，於秦、趙、燕舊長城基礎上，修築起壹條西起臨洮東至碣石，綿延5000余公裏而舉世聞名的長城。長城對於抵禦匈奴的騷擾、保障境內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秦朝完全徹底廢除了周代以來的封邦建國制度，將東至大海、西達隴右、北抵陰山、南越五嶺的遼闊版圖統壹於中央朝廷的權勢之下，形成多民族大帝國的壹統空間。
第五，焚書鉗制思想，坑儒弭止誹謗。秦始皇統壹天下後壹系列改革措施並非壹帆風順，當初以丞相王綰為首的壹批官吏就主張分封制，只是廷尉李斯持堅決反對態度。他認為，分封制只會造成諸侯紛爭的惡果，只有徹底廢除才能免除禍亂。秦始皇采納了李斯之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縣”，於是在全國確定了郡縣制。事隔8年之後，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鹹陽宮舉行的盛大宴會上，這個話題又被重新提起。當時仆射周青臣在為始皇祝壽時，稱頌始皇“神靈明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並說始皇“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秦始皇很高興，但博士淳於越針對周青臣的阿諛奉承當場批評說：“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當即進行反駁，他指斥淳於越為“愚儒”，譴責儒生們“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他認為這樣壹群儒生是壹種危險勢力，建議始皇堅決制止他們的非法活動，並提出了焚書的具體建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批準了這個建議，於是在全國點燃了焚書的烈火。就在焚書的次年，又發生了坑儒的事件。起因為秦始皇在享有極尊崇的地位和極富貴的生活後，十分怕死，他大興土木，修築阿房宮和驪山墓，並在方士的蠱惑下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之藥。侯生、盧生見始皇殘暴，怕因大言不能兌現被處死刑，於是誹謗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等等，並借口求仙藥而去。始皇知後盛怒不止，遂以“妖言以亂黔首”之名進行追查，其後親自圈定460余人活埋於鹹陽。焚書坑儒是秦始皇鎮壓政治上的反對派的嚴厲舉措，目的是扼殺先秦以來的諸家學說，封堵現今之世的噪雜口舌，這對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穩定的確具有極大的效力。但這種極其殘暴的手段也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它使先秦大批文獻古籍付之壹炬，給中國文化造成重大損失，同時使春秋以來蓬勃興起的自由思索精神，遭受到壹次致命的打擊。
秦始皇的壹系列暴政、酷斂、專制和荒淫建立在飽受戰亂的華夏廢墟上，固然以不可壹世的氣焰振策於六合、稱雄於海內，將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重又壹統起來，但是由此也激化了社會矛盾，促發了動亂。尤其是秦二世陰謀篡奪帝位之後，更為殘忍昏謬。他采取“滅大臣而遠骨肉”的手段，推行“殺人眾者為忠臣”的政策，更使天下不勝其苦、不堪其虐，終於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第壹次農民大起義，秦王朝於是在風雨飄搖中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