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譜牒姓氏之學發達，（"譜牒學"是壹門專門研究家譜、族譜的學科。"家譜"是以表譜的形式記載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員事跡的圖書體裁。）相關書籍相當多。關於中國譜牒的產生過程，根據目前能見到的材料和研究狀況，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小的階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階段與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階段。商代已有壹些簡單的世系表，是家譜的雛型。較為完備、成熟的譜牒形成於西周。司馬遷說的《譜牒》、《牒記》都是周以後的東西。到春秋時，譜牒相當盛行了，不過由於這種東西並非專門著作，小能強大雅之堂，傳到今天的連壹種也沒有。
南宋著名史學家莆田人鄭樵撰，宋高宗紹興三十壹年(1161年)成書。《通誌》為通史性的誌書，***200卷，其中第壹略《氏族略》為考辨、論述姓氏的專著，***收錄姓氏2255個。
此外，鄭樵還著有《氏族誌》、《氏族源》及《氏族韻》等相關的姓氏學專著，是我國姓氏學研究中承前啟後的著名學者。
《古今姓氏書辯正》40卷，鄧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書搜集宋及宋以前歷代姓氏文獻，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詳或略的考證，為後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堪稱宋代姓氏學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國古代姓氏譜牒學方面的壹部重要著作。鄧名世因不滿前人以及當時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記錄姓氏的現狀，而是以考證姓氏文獻的真偽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學術上有所創新。他從考辨以往姓氏書之誤入手，以修撰壹部古今姓氏全書為撰著宗旨，因此"長於辯論"成為此書的壹大特點。《辯證》問世以後，頗為同時代學者所重，也對後世的姓氏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朱熹《朱子語類》稱贊鄧名世"世學甚博，姓氏壹部，考證甚詳，蓋不虛也"，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困學紀聞》等多引據鄧著。清乾隆年間纂修《續通誌》，其《氏族略》壹篇更是多據《辯證》以補充之。在現存的姓氏譜牒文獻中，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辯證》與《元和姓纂》、《通誌·氏族略》鼎足而立，有著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國唐代譜牒姓氏之學的專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兩種。唐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命林寶修撰，元和七年(812)成書。
譜牒在歷史上曾經興旺過壹陣子，後來隨著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際（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後，譜牒又再次盛行起來，不過從內容到形式都與西周春秋時的譜牒不同了。這時稱之為“譜牒”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形式：
壹是“家傳”，這是最初級的形式。壹個家族之所以在壹個地方興旺發達起來，必有幾個人對家族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或者做過朝廷要員，或者做過封疆大吏，他們的子孫就為他們立傳，表彰他們的功績，顯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傳》、《袁氏家傳》（汝南）、《裴氏家傳》（河東）、《褚氏家傳》（陽翟）、《謝車騎家傳》（陳郡）等。
譜牒的第二種形式是“家譜”，或叫單姓族譜，每姓每族壹本。家傳是傳而不是譜，只能記載家族名人事跡，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記上去，光有家傳還是無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緣關系的，於是有人以家傳為基礎，以家族的世系為脈絡，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眾貫串起來，註明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系，這就是家譜了。如：裴松之《三國誌》註中引到的：《崔氏譜》（博陵）、《郭氏譜》（太原）、《陳氏譜》（頒川）、《稽氏譜》（譙郡）、《阮氏譜》（陳留）、《王氏譜》（太原）；《世說新語》註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瑯琊）、《袁氏世紀》（汝南）、《王氏家譜》（東海）、《荀氏譜》（潁川）、《謝氏譜》（陳郡）、《羊氏譜》（泰山）、《顧氏譜》（吳郡）、《陸氏譜》（吳郡）等等，都是這樣的家譜。
譜牒的第三種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狀譜牒”，後來又叫作《百家譜》、《東南譜》、《十八州譜》、《天下望族譜》、某郡望族譜等等。家傳、家譜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須有壹種得到朝廷認可的官撰的譜牒，才能據以確定誰是士族，誰是庶族．才能據以選官、論人和通婚。官修的譜牒不是某壹姓的家譜，而是全國或某壹郡所有士族家譜的匯編或選編，所以叫作“百家譜”（百指約數）等等。在這種官撰的譜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進去，每姓士族又都詳細列其成員的名字、官位及血緣關系，這就是簿狀譜牒。所謂“考之簿世然後授任”（《太平禦覽》卷二壹四引《晉陽秋》），“有司選舉必稽譜籍”（鄭樵《通誌》卷二五《氏族略序》壹《氏族序》），就是指這種官修的譜牒。官修譜牒不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關，而且是壹項十分繁雜的工作，要對所有自認為是士族，並將其家譜上之於官的家族進行甄別、認定，還要根據情況的變化不斷修訂與重撰，所以朝廷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圖譜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來執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載沈約語），並汲收對譜牒有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事。
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據譜牒來確認，人們入仕做官要根據譜牒來認定門閥的高卑，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壹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天下那麽大，士族那麽多，它們之間的關系又那麽復雜，每個家族的歷史，近的興起於魏晉之際，遠的則要追溯到東漢中葉，少說也有幾百年，要搞清楚他們內部和他們之間的各種關系（如：血緣關系、名諱、官位、姻親等等），確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譜牒，而許多庶姓大族還采取冒名頂替、偽造家世等手段企圖擠進譜牒，這就進壹步增加了譜牒修撰的艱巨性。東晉初年蘇峻之亂，把原來的譜牒焚毀了，後來重修，稱為“晉籍”，其分量之大競有東西兩庫（《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這樣繁雜的工作，沒有專門學問，不作專門研究，的確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後，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譜牒研究，從而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西晉（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譜學家是摯虞。摯氏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摯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認為漢末以來天下喪亂，許多世家大族，雖子孫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跡，辨其家族的由來，於是撰《族姓昭穆》十卷，進於朝廷（《晉書》卷五壹摯虞傳）。此書早巳遺佚，我們不能確知其內容了。所謂“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謂“昭穆”即父子祖孫的血緣關系，這是現在所知道的當時第壹部記載天下士族血緣關系的正式譜牒。因為它“定品違法”，大概是觸動了壹些顯赫的大族，為人們彈劾。它有沒有成為官書，我們也不得而知，從晉武奇特詔原諒其“違法”的過失來看，大約是被欽定為官修譜牒了。
東晉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譜學家有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三人和王僧孺。賈氏為南渡的平陽大族。賈弼之在東晉太元年間由朝廷委任撰修譜牒，於是“廣集眾家，大搜群族”（《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撰成《十八州士族譜》百帙，***七百余卷，繕寫抄定，藏在秘閣，另抄別本藏於左戶。其子匪之，匪之子淵，世傳其業。齊永明中，賈淵與王儉***同參撰《百家譜》，又撰《氏族要狀》、《人名書》等譜牒，並行於世。譜牒研究成了賈氏世傳的家學。王僧孺出身於東海王氏。他在梁代繼續賈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譜》七百壹十卷（當是修訂賈弼之之書）、《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此時的譜牒之學，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譜牒，大抵均屬集體撰述，故不見研究譜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詔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為選士的依據，似乎還沒有把全國士族的譜牒統到壹起來。北齊的《類例》以甲門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士族，似乎是他們那個小國的統壹的譜牒，除《類例》知道是浮屠曇剛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體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兩次修譜。高士廉等修<氏族誌>。高宗時修《姓氏錄》。
唐初的著名譜學家中首先要介紹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後時人，勤學不倦，對於歷代譜學素有研究，對於各個士族的門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世。史稱“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舊唐書》卷壹八九路敬淳傳）。另壹名家是柳沖，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錄》，“好學多研”，是路敬淳以後的第壹人。唐代譜學為柳氏家學，後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論》，是對魏晉以來的譜學進行理論上的總結的第壹篇論文，為後世研究譜牒的人所必讀（《新唐書》卷壹九九柳沖傳）。比柳沖稍後的有韋述，亦是唐代譜學名家。他雅好譜學，在秘閣見到柳沖等撰《姓族系錄》，非常喜愛，乃於工作之余，親手抄錄，另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大約是《姓錄》的節本）（《舊唐書》卷壹○二韋述傳）。柳芳《氏族論》“唐興，言譜者以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新唐書》卷壹九九柳沖傳），應是不假的。
唐初譜牒的形式也同魏晉南朝壹樣，分為私修的單姓族譜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譜兩種，前面說到的幾次重修譜牒，即是指後壹種。隋唐的單姓族譜，如《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和《通誌·藝文略》中提到的許許多多某氏某姓家譜，我們至今只發現了兩件原件的殘片（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第64，180-184頁），都是用方框、線條、箭頭表示的世系圖表，詳細註明每人的血緣關系、名諱、官職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圖畫清晰，抄字工整，人們看去，壹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譜，卻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幾種殘卷，其中以題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的最為完整和典型。它的內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區劃，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壹郡列出該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涼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參見王仲犖：《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均載《蠟華山館叢稿》）：多賀秋五郞：《中國宗譜的研究》上卷第壹章。）。據我們看，這大約是官修譜牒的壹種提綱，而不是修成的譜牒。因為光列每郡的幾個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壹個人是不是屬於這個望族，是起不到譜牒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