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有屍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屍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余言。卒，因葬蜀。」《漢書·藝文誌》則曰「魯人」。劉向《荀子敘》謂屍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文心雕龍·諸子》則曰「屍佼兼總於雜述」、「術通而文鈍」，《後漢書·宦者列傳》李賢註：「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徳仁義之紀，壹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似兼總各家而以儒為本也。其書，《漢誌》二十篇，隋唐《誌》、《意林》作二十卷。宋時亡。至清，續有惠棟《屍子》輯本三卷，任兆麟《校訂屍子》三篇，孫星衍《屍子》集本二卷，至嘉慶十六年，汪繼培重加厘訂，成《屍子校正》二卷，以《群書治要》所載《屍子》為上卷，以散見各書者為下卷，另集各輯本所違錯及誤收者為《存疑》，附於書後，實最善之本也。初刻入《湖海樓叢書》，光緒三年浙江書局收入《二十二子》，上海古籍社嘗影印之。上卷十三篇，首為《勸學》。
屍子既與商君同時，則早於荀子，觀其《勸學》之設譬引比，亦不及荀卿繁富，可知荀卿之《勸學》實源出屍子也。察其論述，皆本孔子，蓋戰國之時，儒墨同為顯學，墨家重實行，儒家尚學習，《論語》之開篇即曰「學而時習之」，可知學乃儒家立身之本，未有不學而能成儒者也。屍子《勸學》今已殘缺，然其學論，多為後世遵循，是真有功於聖教者也。首曰學則可為顯士，使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原屍子所處之時，周既衰落，諸侯並起，得士者強，失士者弱，無士者危，國君若賢己而驕士，則亡無日矣。故爭相聘請，競相結納，使者絡繹於道路，公卿望風於國門，儒生而為王侯師者，比比是也。稍覽國史，即可知吾國知識階層受權力階層之尊重，無過於斯時也。此無他，實因國家林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眾庶可自主遷徙。仕而不學者有之矣，未有學而不能仕者。即孔子雖曰道不能行，欲乘桴浮於海，然在魯亦從諸大夫之後，官至司寇也。
屍子繼曰：「夫學，身之礪砥也。」後之諸子勸學，無不本此。蓋劍不磨則無利刃之用，人不學豈有懿德可成？國君貴於壹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壹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同流，***日月而三光也。予觀屍子所論，益信學習乃達於平等之途徑，此平等非削高以為低，貶貴以為賤，乃升寒士以為高士，進平民以為貴族，促進社會之整體進步者也。故曰：欲國之富強，必先教育；欲人有尊嚴，必先學習。鳥獸與人皆喜羣居，然人之羣居所以難於鳥獸者，因其皆有私心耳。惟學能退私心而進公心，輕私利而進公益，由小康而至於大同。學之為用可謂大矣！
予嘗求夫古學人之心，其異於今世者，在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達於自治之所，造乎自由之境，棄小我而成大我，變短暫而為永恒，俯逝川而會心，視大塊而無愧，乃真自然之子也。返觀今世，拘束教科書下，蹣跚名利場中，有學之名，無學之實，睹蠅頭如泰山，朝官衙若神闕，舔痔者盈庭，啖腐者滿途，號曰博導，實為博盜者，恐三千董狐，亦不勝書也。孔子曰：「其必先正名歟？」勸學而不先正學名，是驅羊於已亡之牢也。予雖不敏，安敢事此，故於學之本義，再三探究，縱辭繁意復，見嘲於方家，亦不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