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是壹部禮儀家關於古代禮節習俗、規定、界定和軼事的文集。它與其他兩部禮儀經典《周禮》及《儀禮》不同，它沒有清楚的統馭全書的結構。《禮記》的49篇文字也不像是撰寫於同壹時期和同壹學術背景。在整個中國學術史發展過程中，《禮記》各篇的年代與出處，正如作為壹個整體的《禮記》的本源及年代壹樣，壹直是個聚訟紛爭的問題。
壹、編纂年代
第壹個試圖理出《禮記》編纂頭緒的學者是陳邵（三世紀後期）。大約到六世紀，部分由於受陳邵的影響，學術界達成了壹個***識。這壹***識見於中古的許多著作之中，其中，《隋書·經籍誌》（第925頁）編撰者的權威意見具有代表性：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壹百三十壹篇獻之……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壹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壹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壹篇、《明堂位》壹篇、《樂記》壹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
傳統的對《禮記》的文本所作的冗長的論述就是如此。它大抵是虛構的，用以調和《漢書·藝文誌》（第1709、1710頁）所提到的種種禮書和《禮記》四十九篇中未見於《漢書》卷三十的那些篇章，從而表明這些作品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演變成當代的修訂本的。但是，上面所述並不可靠，其中的壹些說法將被學術界完全放棄。
我們固然可以假設現存的《禮記》可能同《漢書·藝文誌》列舉的種種禮書有關，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認定《隋書》記載的131篇就是某些史籍所載河間獻王（公元前129年卒）獲得的全部古文。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及聞人通漢和慶普確實是著名的漢朝禮學大帥後倉（公元前70年在世）的弟子，他門對《儀禮》的傳授和闡釋負主要責任；我們也知道戴聖和聞人通漢至少熟悉現在《禮記》中見到的內容。因為，公元前51年在石渠閣論經時，他們引用過《禮記》的壹些內容；再者，我們完全有理由假定，在後漢的各次經學爭論中，和他們的名字相聯系的學派繼續堅持並用著同壹經籍。然而，《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中絲毫不見他們在編纂《大戴禮記》和《禮記》中發揮作用的證據。無論是他們的姓名，還是在《隋書》中被認為和他們有關聯的85篇及46篇刪訂本，都沒有在《漢書·藝文誌》中被提到與關於禮儀的“記”有關。事實上，正與《隋書》對整個事件的重構相反，他們的活動時期要早於劉向（公元前79—8）校書。
我們現在所知關於戴德、戴聖對《大戴禮記》及《禮記》的編纂有壹定作用的最早證據見於鄭玄（127—200）的《六藝論》。《六藝論》已經失傳，僅有壹些佚文。孔穎達（574—648）的《禮記正義序》引述了《六藝論》的下述文字：“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可是，既然《漢書·藝文誌》及前漢的其他典籍都未記載此事，因此，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位註經大家的意見。其實，看來直到79年白虎觀論經時，把現今的《禮記》四十九篇從那個文本中分離出來的批判性編輯活動可能還沒有發生，這是因為那些出自那種文本，出自《大戴禮記》以及出自其他不見於以上兩者之壹之中的章節，都只是筒單地引用篇名，而並沒有認定為來自這種或那種選集。根據《後漢書》卷三十五上（第1205頁）記載，屬於慶普學派的曹褒（102年卒）傳授《禮記》四十九篇。要探討現存《禮記》的起源，我們或許應該追溯到曹褒、他的時代和他的學派。
二、內容
四十九篇經文的風格、內容和它們藉以成書的資料來源極不統壹，各式各樣。根據鄭玄《三禮目錄》的引文可知，劉向曾主要依據主題將較早校訂的篇章分作11類，其中最多的壹類是通論，有16篇。顧名思義，此類的各部分都是經過編輯的漢代宮廷中學術爭論的記錄，它們可與石渠閣論經的記載（現在僅存少量佚文）及白虎觀論經刪節過的記載相對比。其他大類有：度量衡、喪服、祭祀和吉事。
《禮記》的許多篇章，特別是劉向稱為“通論”的諸篇都以禮儀術語釋義的形式出現。它們之所以編纂，或者說之所以收入《禮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它們包括了關於古代宗教術語的詁解。《禮記》幾篇術語爭辯中有就是用來闡釋《儀禮》中出現的術語及其慣用法的。這類篇章還有壹個***同特點：它們都和孔子有關，多數至少要提壹次這位聖賢。其他的則記有他的教誨，展示他生涯中相當隱密的某些方面或有關其家庭的鮮為人知的事情。這些資料意在表現孔子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反映了西漢時期有計劃地提高孔子教義之地位的過程。後耒，許多此類材料成為《孔叢子》和《孔子家語》的內容。把《禮記》與其他文獻比較，我們就可能發現《禮記》某些篇章的出處，例如，《三年問》和《樂記》的壹些文字看似源於《荀子》，《月令》是《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中所見逐月物候記載的更動本。但是，我們也不能草率地稱《禮記》的部分源於漢代之前的文獻。比如，和人們常作的猜測相反，《中庸》不是從《子思子》抽出再直接編入《禮記》的。《子思子》是壹部與孔子之孫有關的文獻，現在已經失傳。盡管它的寫作和可以看作是闡發子思教誨的努力的壹部分，但是，我們也許還是應把它認定為《漢書·藝文誌》（第1709頁）禮書部分著錄的《中庸說》。同祥，《曲劄》也許和後倉的《曲臺記》（《漢書》卷三十，第1709頁；卷八八，第3615頁）有關系。
三、版本
標準的《禮記》版本當推阮元（1764—1849）的十三經註疏本。這壹版本有鄭玄註，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的讀音、異文註釋和孔穎達疏。孔疏包括六朝時期關於此經的權威著作的基本資料。收錄陳澔（1261—1341）補註的《禮記集說》（序作於1322年）收錄壹些宋代學者的讀書劄記。
四、工具書
1．《禮記引得》：哈佛燕京學社中文引得叢書第27（北平：1937年；重印於臺北：1966年）。
2．洪業（洪煨蓮）：《禮記引得》序。
3. 《禮記逐字索引》，劉殿爵、陳方正編，《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