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對朱熹極為推崇，尊之為“百代宗師”，並自謂對朱學“嘗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學中能夠占居那樣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對儒學巨大貢獻之外，也與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揚分不開。作為朱熹之後學，真德秀的主要任務在於振興和發揚理學，在學術貢獻上重在闡發運用，但缺乏建樹。全祖望說：“魏鶴山、真西山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壹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宋元學案·西山真氏學策》按語）盡管如此，真德秀的學術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他用了大半生的時間，積極鼓吹理學，關於理學方面的著述也很豐富，除《西山真文忠公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讀書記》中。這部著作“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分甲記、乙記、丙記、丁記四個部份，“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壹十有二卷；丙記日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丁記曰語默出處之道，辭歲取舍之宜。”（《後村先生大全集》）真德秀把這部書視為人君治國的理論依據，他十分自信地說：“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達乙覽，死無憾矣。”（同上）《讀書記·乙記》，上編是《大學衍義》，他在朝作纏經待讀的時候，特將《大學行義》進呈理宗皇帝，並逐章逐句向理宗進行了講解和發揮。希望通過這個辦法去指導最高統治者用理學思想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