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批評者者深沈的人文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這部書首先論述的就是文章的創作目的和意義。“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開篇第壹句話就直接把文章與天地並列，可見作者對於文章創作價值的重視。劉勰皈依佛門，但在文論方面，並沒有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反而具有儒家的擔當精神。在魏晉玄學盛行的時代，這種精神實屬難得。即使放在當代社會中，不也具有很好的價值嗎？許多文學創作者，尤其是網絡文學創作者，在浮躁喧囂的物質主義誘惑下，慢慢淡忘了這種人文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把文學僅僅定位在了娛樂功能上，或者謀取名利的工具上，重讀壹千多年前劉勰的創作理念，不啻為當頭棒喝。
二、對於文學批評的立場持壹種客觀公正的立場。在文學批評中，劉勰采取了“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的態度，作者博覽群書，對書的文體、體裁、風格、題材廣有所覽，故而不被壹時壹體而束縛，能高屋建瓴，超越他所處時代的局限，邏輯謹嚴文理縝密地對詩歌、詞賦、論說、書信等三十多種體裁的作品進行了“敷理舉統”，真正起到了舉壹反三的效果，讓讀者能從其深刻的評論中理解到作文之“道”和“術”。
三、對於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鑒賞過程有著真正的了解，有精道的鑒賞能力與水平。得益於佛學著作的影響，劉勰具有了哲學的思想和方法，同時對文章創作又具有精深的了解和體會，從而撰寫本書時，能將文學理論置於壹個既有內在聯系又獨立存在的分層分類上，綱舉目張，條理清楚，重點突出。
四、對文學批評理論有著精深的學識，達到體大思精的地步。有著優美的文字表達能力。《論語·雍也》中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如果有深刻的理解和觀點，但是沒有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也不能傳達千年而魅力永存。《文心雕龍》中言，“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作者這樣認為，在本書的寫作語言中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種觀點，語言精美簡潔，準確有文采。
作為當代著名的國學大家，袁濟喜先生對《文心雕龍》有著獨特的見解。短短的壹個半小時，袁先生綱舉目張、舉壹反三，使我對《文心雕龍》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以後壹定要繼續研讀，讓自己從中國的經典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心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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