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王朝以前所未有的興盛和征服世界的宏大氣魄以及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振蕩，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
漢初吸取秦末農民戰爭的教訓，采取黃老思想指導下的“無為而治”政策。所謂“黃老學說”，實指道家中的兩派，即“黃帝之學”和“老子之說”。黃帝之學不僅講道而且講法，和老子之說揉合成為統治者的政治思想。它肯定新的統治秩序，承認君臣關系不變，但極力主張“無為而治”。漢政權因之采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政策，鞏固了秩序，為社會生產的恢復創造了條件。
儒家思想在漢代成為顯學。西漢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家獨尊，而且將之哲學化、宗教化，形成壹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提出“天人合壹”和“天人感應”說，把“天”人格化，宣稱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 大力宣揚“三綱五常”和“君臣父子”等級關系；提出“性三品”說，認為人分“聖人”、“中人”、“小人”三等，神化專制思想，影響極深。
獨尊儒術，使儒學達到至高地位。凡博士教弟子的經書，當時用通行的隸書寫成，稱“今文經”，漢武帝所尊崇的儒書，即今文經學派。 漢武帝末年，在孔子宅邸發現《尚書》、《禮》、《論語》和《孝經》等古籍，都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寫成，稱為“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即古文經學。前26年劉歆發現古文書《春秋左氏傳》，認為是可靠的，並請將其與《毛詩》、《逸禮》、《尚書》等列於學官，遭到博士們反對，今古之爭由此起，形成不同的思想體系和政治派別。其實皆為儒家內部“祿利之路”的鬥爭，但對學術發展也起了壹定作用。東漢末年的學者鄭玄沖破學術壁壘，以古文經學為本，兼收今文經學，雜取各家之長，則善而從，形成“鄭學”，逐漸成為經學主流。
董仲舒的神學化儒學思想，到東漢惡性發展，毒化整個思想學術領域，造成讖緯迷信盛行。讖緯是壹種庸俗經學和封建迷信的產物。讖是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示，向人們昭告吉兇福禍、治亂興衰。其作往往配圖，故也叫圖書圖讖，或稱符命、符讖。緯是用迷信的觀點來解釋儒家經典，把它們說成是神的啟示。 由於統治者的提倡，讖緯之學興盛起。其代表作《白虎通》將“天人感應”與讖緯結合，使之學說化、神聖化，使儒學獨尊通過政治權力確定下來。當時的思想家桓譚對讖緯迷信進行激烈批判，指出它奇怪虛誕，而非仁義正道，必須拋棄。王充則在《論衡》中針對“天人感應”指出，人與萬物，受天地元氣而成，才能品行高潔者，不見得必定尊貴；才能品行低濁者，不見得必定卑賤。他還否定了天有意誌生而知之論，認為只能學而知之，從感性到理性才能得真知。
佛教產生於印度，創始人是悉達多，族姓喬達摩（約前563-480年），被其教徒尊為“釋迦牟尼”。西漢末，佛教開始傳入中原地區。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遣使伊存至長安，博士弟子秦景憲師從伊存學浮屠經。此後佛教流傳開來。桓帝、靈帝壹度深信。其時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讖先後到洛陽，翻譯佛經多種，影響越來越大。其時流行的屬小乘佛教，宣傳物種不滅、人死精神不滅、因果報應、行善修德、不殺生、布施功德、清除欲念等教義。無論平民還是統治者皆從中得到慰籍，佛教因此迅速興盛起來，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裏，佛教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