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壹書包括《周易》本經和《易傳》兩部分。
《童子問易》概括《易傳》的特點是：“舍象立言”、“宗揆驅鬼”、“富於思辨”、“以形判道”、“百慮致壹”、“尚簡”[3] 等。
《系辭》是今本《易傳》的第4種，是最具儒道融合特點之作。它總論《易經》大義，是今本《易傳》7種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辭》解釋了卦爻辭的意義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義說、取象說、爻位說；又論述了揲著求卦的過程，用數學方法解釋了《周易》筮法和卦畫的產生和形成。《系辭》認為《周易》是壹部講聖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種聖人之道：壹是察言，二是觀變，三是制器，四才是筮占。《周易》是憂患之書，是道德教訓之書，讀《易》要於憂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為化兇為吉的手段。[4]
對《易經》的基本原理，《系辭》進行了創造性的闡述和發揮，他認為“壹陰壹陽之謂道”，奇偶二數、陰陽二爻、乾坤兩卦、八經卦、六十四卦，都由壹陰壹陽構成，沒有陰陽對立，就沒有《周易》。它把中國古代早已有之的陰陽觀念，發展成為壹個系統的世界觀，用陰陽、乾坤、剛柔的對立統壹來解釋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壹切變化。它特別強調了宇宙變化生生不已的性質，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又提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發揮了“物極必反”的思想，強調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它認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肯定了變革的重要意義，主張自強不息，通過變革以完成功業。同時，它又以“保合太和”為最高的理想目標，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重視和諧的思想。《系辭》肯定了“《易》與天地準”，以為《周易》及其筮法出於對自然現象的模寫，其根源在於自然界；同時也含有誇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認為易卦包羅萬象，囊括了壹切變化法則。它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將以箸求卦的過程理論化，實際涵含著宇宙生成論，對後來的思想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易傳》以“壹陰壹陽之謂道”立論，認為宇宙自然界存在相反屬性事物，相反事物的推摩作用是事物變化的普遍規律，六十四卦即反映了這種規律。《易傳》使《周易》完成了從占筮之學到哲學的過渡。[5]
《童子問易》指出：《系辭上·下》是易經哲學的總綱。《彖傳上·下》以八經卦性質研判六十四卦屬性問題，強調乾坤運行的節律，認為推動事物的量變可以促進事物質變。《大象傳》運用象征手法，號召人們法天正己，《小象傳》是號召人們要尊時守位、知常明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說卦傳》講述八卦取象來源，側重闡述八卦矛盾的對立屬性。《雜卦傳》講六十四卦矛盾屬性；《序卦傳》認為事物”相因相成“，講損益、講革故鼎新，側重闡述六十四卦矛盾的同壹屬性。還講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壹般規律，兼為“十翼”的總目錄[4] 。《文言傳》專論乾、坤兩卦卦德爻義，啟蒙學人從德道角度理解《易經》。
《童子問易》“五聖同揆說”指出，大易有揆、有宗。概括易宗為“乾坤壹元，陰陽相倚，終始興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數理比翼。[3] ””乾坤壹元“是反對”乾元、坤元二元論；“陰陽相倚”是說獨陽不生，獨陰不存；“終始興替”是說《易經》不是循環論而是講唯物辯證法；“三才印心”是指天地之心與人心和合，皆為“德”心；“德道同形”是說德為壹種道，即德道；“數理比翼”是說《易經》本來無象數派、易理派之分。象數、易理為大易兩翼，不可或缺。
讀《易傳》，較好的古註本是孔穎達的《周易正義》，收在《十三經註疏》中，今人徐誌銳《周易大傳新註》齊魯書社，1986年版，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較好的參考書。重點讀《系辭》上下篇。
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傳》研究方面多有建樹，用專家的話說是“真知灼見叠出”。比如：
1.鎖定舜帝為“重卦之人”[4] ，創立了“五聖同揆說”。認為聖人所“揆”不是如王夫之籠統所言的“天人之理”，而是“陰陽、三才觀”。
2.《易經》六十四卦不是什麽“上經講天道，下經講人事。”認為六十四卦都是在講天道、人事相通的道理。只不過《象傳》上經用八經卦“物象說”（乾、坤、震、巽、離、坎、艮、兌）解易；下經側重用“乾坤父母說”（父、母，長男、長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解易而已。
3.認為“天地之心”不是什麽“道心”，而是“德心”。因為孔子觀易主要“觀其德義耳”。天有天德，地有“厚載之德”，主張要與“天地合其德”。
4.陰陽不是氣，提出了“陰陽以‘力’為本”[4] 的命題。
5.發現“形”也為“道”，指出“以形判道”是《易傳》的重要特點之壹，進而提出“德道同形”[4] 的課題。
6.“壹陰壹陽之謂道”是個“萬有定律[4] ”。亦可雲：壹柔壹剛之謂道、壹仁壹義之謂道、壹雄壹雌之謂道等等。
7.認為《易傳》乾坤是宇宙的摹本，它揭示的是宇宙的運行機制，所以能彌倫天地之道。
8.發現“內聖外王思想”不是儒家真傳[4]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來自《易經》的德道，進而為執政黨長期執政為民在民族傳統文化中找到了理論依據。
9.以“物不可以終盡剝”理論，澄清了《易經》不是所謂“變色龍”的學問。強調易用尚變，但萬變不離其宗。
10.指出“損益論”和“革故鼎新論”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中華文明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11.指出老子“三生萬物”理論與孔子“太極理論”同出於易。而老子受《坤乾（歸藏）》影響大，尚柔。其“三生萬物”其實是”三才“生萬物。揚雄的《太玄》只不過是對老子“三生萬物”命題的發闡完善而已[4] ；孔子老而好《周易》，尚剛。孔子認為“太極生兩儀”，“兩儀”、“四象（老陰、少陰，老陽、少陽）相互運動、作用化生萬物。“四象”遵循“七上八下”、由量變到質變的變化規律。
12.認為”陰陽魚太極圖“中陰陽魚和魚眼所代表的是現代數學“集合”圖式[4] 。它反映的是先賢關於“德性論五行”之間的交集關系。所謂“聖”無非就是指智者高超的、會通天人之道、開物成務的本事。又在明代來知德太極圖基礎上繪出了“中華神聖圖”。
13.提出“以同而異”和“殊途同歸”理論是《易經》現代化、國際化的理論基石。
14.提出“繼善成性（性善論）”是人道、法治的基礎。指出：世界人文的原點在中國。
15.認為中西差異主要在於：國人重視“方以類聚”的集體主義，西方強調個人主義；國人尚雜、多包容，西方人多排斥；國人尚德道，西方人主霸道。[4] 深刻地指出：所謂“中國古代自然科學不發達”或者說“邏輯思維欠缺”，責任不在孔子！其主要在於“元素論五行”學說的泛濫和獨尊儒術以及後世推行的只重道統的科舉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