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徽州績溪縣上莊村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壹。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造詣。胡適既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還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蔣中正的挽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斯大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壹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壹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什麽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壹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壹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壹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壹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壹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壹般水平，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壹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壹人！”
陳寅恪，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壹。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壹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的整理、校勘，壹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趙元任(1892—1982 2.25) 漢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蘇武進(今常州)人，生於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同時兼任清華中國文學系講師，授“音韻學”等課程。1938年起在美國任教。他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
此四人皆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都很牛叉。但是每個人在博學多才的基礎上都有自己的專長。
辜鴻銘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了剝削的中國學者，他的貢獻在於互通中西文化，使雙方對彼此皆有了了解。
胡適最為淵博。他的貢獻在於發起新文化運動和嚴謹的治學精神。至於提倡白話抑制文言對漢文化是否產生斷層，我認為這不是他的責任。相較於文 革而言，微乎其微。
陳寅恪最大的貢獻在於歷史方面。
趙元任的貢獻在於音韻方面。
我個人最推崇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