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手法
唱、念、做、打是京劇表演的四種藝術手段法，也是京劇表演的四項基本功。“唱”指演唱，“念”指具有音樂性的念白，二者相輔相成，構成歌舞化的京劇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壹的 “歌”；“做”指舞蹈化的形體動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藝，二者相互結合，構成歌舞化的京劇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壹的“舞”。 戲曲演員從小就從這四個方面進行訓練培養的，雖然有的演員擅長唱功（唱功老生），有的行當以做功（花旦）為主，有的以武打為主（武凈）。但是要求每壹個演員必須有過硬的唱、念、做、打四種基本功，才能充分發揮作為歌舞劇的戲曲藝術表演的功能。更好的表現和刻畫戲中的各種人物。
京劇行當
京劇角色的行當劃分比較嚴格，早期分為生、旦、凈、末、醜、武行、流行（龍套）七行，以後歸為生、旦、凈、醜四大行，每壹種行當內又有細致的進壹步分工。“生”是除了花臉以及醜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統稱，又分老生（須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是女性角色的統稱，內部又分為正旦、花旦、閨門旦、武旦、老旦、彩旦（揺旦）刀馬旦。“凈”，俗稱花臉，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質或相貌上有些特異的男性人物，化妝用臉譜，音色洪亮，風格粗獷。“凈”又分為以唱工為主的大花臉，如包拯；以做工為主的二花臉，如曹操。“醜”，扮演喜劇角色，因在鼻梁上抹壹小塊白粉，俗稱小花臉。
京劇臉譜
在人的臉上塗上某種顏色以象征這個人的性格和特質，角色和命運，是京劇的壹大特點，可以幫助理解劇情。簡單地講，紅臉含有褒義，代表忠勇；黑臉為中性，代表猛智；藍臉和綠臉也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黃臉和白臉含貶義，代表兇詐；金臉和銀臉是神秘，代表神妖。臉譜起源於上古時期的宗教和舞蹈面具，今天許多地方戲中都保留了這種傳統。
藝術特色
京劇耐人尋味，韻味醇厚。京劇舞臺藝術在文學、表演、音樂、唱腔、鑼鼓、化妝、臉譜等各個 方面，通過無數藝人的長期舞臺實踐，構成了壹套互相制約、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規範化的程式。它作為創造舞臺形象的藝術手段是十分豐富的，而用法又是十分嚴格的。不能駕馭這些程式，就無法完成京劇舞臺藝術的創造。由於京劇在形成之初，便進入了宮廷，使它的發育成長不同於地方劇種。要求它所要表現的生活領域更寬，所要塑造的人物類型更多，對它的技藝的全面性、完整性也要求得更嚴，對它創造舞臺形象的美學要求也更高。當然，同時也相應地使它的民間鄉土氣息減弱，純樸、粗獷的風格特色相對淡薄。因而，它的表演藝術更趨於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脫了舞臺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以達到“以形傳神，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表演上要求精致細膩，處處入戲；唱腔上要求悠揚委婉，聲情並茂；武戲則不以火爆勇猛取勝，而以“武戲文唱”見佳。20世紀的第壹個50年，是中國京劇的鼎盛時期，著名的“四大名旦”、前後“四大須生”都產生於這個時期。但是，很多京劇名家也都雕謝於這個時期，後人欣賞他們的藝術，只能靠他們當時留下的壹大批老唱片。當時有名的演員，大都在高亭、百代、蓓開、勝利等唱片公司灌有唱片傳世，種類繁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技術的進步，這些老唱片也漸至於湮滅，大部分變得不可考了，為後人欣賞、學習前輩名家的藝術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先後有中國唱片等公司把壹部分老唱片翻錄在磁帶或者其他介質上出版，但壹直未系統整理，翻錄過的內容也大多市面無售。不過，網絡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也給老唱片愛好者帶來了希望，使全面老唱片整理成為可能。
歷史沿革
京劇 霸王別姬
京劇的主體在中國文化整體中更偏於民間文化或曰底層文化，即使它因滿清帝後及八旗王公 青睞有加而迅速繁榮，也不足以改變美學上的這壹特質。當然，恰因基於民間趣味的京劇從清末直到整個20世紀獲得了此前所有民間藝術從未有過的地位，它也從藝術本體的層面，最大限度地擴展了民間文化與美學的影響，提升了民間趣味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
孕育期
徽秦合流
清初，京城戲曲舞臺上盛行昆曲與京腔（青陽腔）。乾隆中葉後，昆曲漸而衰落，京腔興盛取代昆曲壹統京城舞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藝人魏長生由川進京。魏氏搭雙慶班演出秦腔《滾樓》《背娃進府》等劇。魏長生扮相俊美，噪音甜潤，唱腔委婉，做工細膩，壹出《滾樓》即轟動京城。雙慶班也因此被譽為“京都第壹”。自此，京腔開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余慶班、裕慶班、萃慶班、保和班也無人過問，紛紛搭入秦腔班謀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長生的表演有傷風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將魏長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繼三慶徽班落腳京城後（班址位於韓家臺胡同內），又有四喜、啟秀、霓翠、春臺、和春、三和、嵩祝、金鈺、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柵欄地區落腳演出。其中以三慶、四喜、和春、春臺四家名聲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稱。‘春臺班’進京時間，按漢調名家米應先於乾隆末年，在京曾擔任‘春臺班’臺柱時始，證明該班進京時間早於‘四喜’和‘和春’。‘春臺班’位於百順胡同。‘四喜班’於嘉慶初來京。徽戲、昆曲兼演、尤以昆曲為著，故有“新排壹曲桃花扇，到處哄傳四喜班”之語。該班位於陜西巷內。‘和春班’於嘉慶八年(1804年)於李鐵拐斜街組建。該班以武戲見長。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四大徽班”的演出劇目，表演風格，各有其長，故時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臺的孩子”之譽。“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調外，昆腔、吹腔、四平調、梆子腔亦用，可謂諸腔並奏。在表演藝術上廣征博采 吸取諸家劇種之長，融於徽戲之中。兼之演出陣容齊整，上演的劇目豐富，頗受京城觀眾歡迎。自魏長生被迫離京，秦腔不振，秦腔藝人為了生計，紛紛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兩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過程中，徽班廣泛取納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劇本移植，為徽戲藝術進壹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徽漢合流 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著血緣關系。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乾隆末年，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道光年初（1821年），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
京劇 貴妃醉酒
王洪貴、余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臺、和春班演唱。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凈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余三勝噪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鐧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區語音特點，而易於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簧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形成期
同光十三絕
道光二十年至鹹豐十年間（1840-1860），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鑒吸收昆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其標誌之壹：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壹種。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聲腔主要以二簧、西皮 為主；之二，行當大體完備；之三，形成了壹批京劇劇目；之四，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為京劇形成初期的代表，時稱“老生三傑”、“三鼎甲”即:“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探花”余三勝。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俱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簧上和 京劇 捉放曹
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說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貢獻。第壹代京劇演員中，尚有老生盧勝奎、薛印軒、張汝林、王九齡等；小生龍德雲、徐小香；旦胡喜祿、羅巧福、梅巧玲；醜楊鳴玉、劉趕三；老旦郝蘭田、譚誌道；凈朱大麻子、任花臉等，他們為豐富各個行當的聲腔及表演藝術，均有獨特創造。後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於突破青衣、花旦的嚴格分工舊規，為旦角的演唱藝術開辟了壹條新路。 《同光名伶十三絕》 是京劇史上的壹幅名伶彩色劇裝寫真畫，由晚清民間畫師沈蓉圃繪制。他參照了清代中葉畫師賀世魁所繪《京腔十三絕》戲曲人物畫的形式，挑選了清同治、光緒年間（l860至1890）京劇舞臺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員（程長庚、盧勝奎、張勝奎、楊月樓、譚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時小福、余紫雲、朱蓮芬、郝蘭田、劉趕三、楊鳴玉），用工筆重彩把他們扮演的劇中人物描繪出來，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此畫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由進化社朱復昌在書肆收購，經縮小影印問世，並附編《同光名伶十三絕傳》壹冊。
成熟期
1883年壹1918年，京劇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為時稱“老生後三傑”的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其中譚鑫培承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各家藝術之長，又經創造發展，將京劇藝術推進到新的成熟境界。譚在藝術實踐中廣征博采，從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劇青衣、花臉、老旦各行中借鑒，融於演唱之中，創造出獨具演唱藝術風格的“譚派”，形成了“無腔不學譚”的局面。二十年代後的余叔巖、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等，均在宗“譚派”的基礎上發展為各自不同的藝術流派。汪桂芬，藝宗程長庚，演唱雄勁沈郁，悲壯激昂，腔調樸實無華，有“虎嘯龍吟”的評道。他因“仿程可以亂真”，故有“長庚再世”之譽。孫菊仙，18歲時選中武秀才，善唱京劇，常入票房演唱，36歲後投師程長庚。他噪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於湖廣音和中州韻，多用京音、京字，聽來親切自然,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後三傑”師承各有側重，藝術風格各異，從全面權衡，譚鑫培文武昆亂不擋，藝術造詣及對京劇的發展，遠遠超過汪、孫。光緒年間，譚鑫培被稱之為“伶界大王”，在劇界地位，如當年之程長庚。鹹豐十年(1861年)京劇始入宮廷演出。當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慶班、四喜班、雙奎班及外班(京劇班)演出。光緒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壽日，挑選張淇林、楊隆壽、鮑福山、彩福祿、嚴福喜等18人入宮當差，不僅演唱，且當京劇教習，向太監們傳授技藝。自此，清宮掌管演出事務的機構“升平署”，每年均選著名藝人進宮當差，結止宣統三年(1911年)，計有譚鑫培、楊月樓、孫菊仙、陳德霖、王楞仙、楊小樓、余玉琴、朱文英、王瑤卿、龔雲甫、穆鳳山、錢金福等生、旦、凈、醜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宮。由於慈禧嗜好京劇，加之京劇名家頻繁在宮中獻藝，聲勢日強。同期，位於大柵地區的廣德樓、三慶園、慶樂園、中和園、文明園等戲園、日日有京劇演出，形成了京劇壹統的局面。京劇成熟期，除“老生後三傑”外，生行：許蔭棠、賈洪林；武生：俞菊笙、楊隆壽；凈行：何佳山、黃潤甫、金秀山、裘桂仙、劉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陸華雲；旦行：陳德霖、田桂鳳、王瑤卿、朱文英；醜行：王長林、張黑、羅百歲、蕭長華、郭春山。這壹時期，旦角的掘起，形成了旦角與生角並駕齊驅之勢。武生俞菊笙，開創了武生自立門戶挑梁第壹人，他被後人稱為“武生鼻祖”。上述名家，在繼承中有創新發展，演唱技藝日臻成熟，將京劇推向新的高度。
鼎盛期
1917年以來，京劇優秀演員大量湧現，呈現出流派紛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發展到鼎盛期，這壹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楊小樓、梅蘭芳(貴妃醉酒）、余叔巖。由於文人崇尚的雅文化傳統在20世紀遭遇滅頂之災，京劇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
徽商之班
徽州商人富甲壹方，商業的成功引發了文化消費欲望的高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昆山腔的興起，紛紛蓄養家班，角色鬥藝，並賣力為乾隆下江南收集聲色歌舞，不惜重金包裝徽劇色藝，客觀上為徽劇進京創造了條件。 雄霸明清商界500余年的徽州商幫以鹽商出名，黃山歙縣的鹽商尤其出名，富甲壹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昆山腔的興起，江南江北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賈紛紛蓄養家庭戲班。已經在外地商界嶄露頭角的徽商也紛紛效仿。長期為某個徽州商人所養所用的戲曲班社就被外人稱為“徽班”。徽商廣蓄家班，安徽沿江壹帶、包括古徽州的地方戲事也開始興盛。他們唱昆腔，由於語言的差異而不“諧吳音”，不經意間唱出了壹點“地方風味”。於是在青陽腔的影響下，唱出了安徽調——“徽昆”，後發展為二簧腔。尤以誕生在安徽安慶市懷寧縣的石牌調最著名。 徽州藝人帶著鄉音下揚州，得到了徽商們的親情惠顧和重金扶持。他們或出沒於碼頭街肆，或為徽商富賈所容留。技藝得到發展，鄉音也漸占上風。這時徽班的概念已不完全是“徽商之班”，而開始有了徽調（石牌腔，亂彈調）的含義。 值得壹提的是，歙縣大鹽商江春，是壹位品味極高的戲曲鑒賞家，他酷愛戲曲，家中常常“曲劇三四部，同日分亭館宴客，客至以數百計”。他把各種名角聚在壹起，又讓不同聲腔同臺互補，使異軍突起的徽班具有了博采眾長的開放格局。“亂彈”亂唱，紅火異常。這時最叫彩的是來自安慶的戲曲藝人，清李鬥在《揚州畫舫錄》中就這樣寫道：安慶色藝最優，蓋於本地亂彈，故本地亂彈間有聘之入班者。 徽商在商界進壹步站穩了腳跟，他們和戲曲藝術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而湧現出大批戲曲家的“徽班”，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進壹步的發展。
徽班進京
公元1790年，徽班以唱祝壽戲開始進京藝術之旅。 經過多年滄桑，在不斷吸納中，徽班“合五方之音為壹致”的同時逐漸失去自己的顏色。徽班的歷史結束了，而脫胎於徽班的京劇終成為享譽世界的藝術瑰寶，對於徽班來說，可謂鳳凰涅槃 。
三慶班首發獻藝
1790年秋，為慶祝乾隆八旬壽辰，揚州鹽商江鶴亭（安徽人）在安慶組織了壹個名為“三慶班”的徽戲戲班，由藝人高朗亭率領進京參加祝壽演出。這個徽班以唱二簧調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個諸腔並奏的戲班。 這次北京的祝壽演出規模盛大，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外高粱橋，每隔數十步設壹戲臺，南腔北調，四方之樂，薈萃爭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還沒有歇下，後面又已開場，群戲薈萃，眾藝爭勝。在這場藝術競賽當中，第壹次進京的三慶徽班即嶄露頭角，引人矚目。三慶班的高朗亭是安徽安慶人，入京時才十六歲，演旦角，擅長二簧腔，技藝精湛。《目下看花記》稱他：“宛然巾幗，無分毫矯強。不必征歌，壹顰壹笑，壹起壹坐，描摹雌軟神情，幾乎化境。”
四大徽班進京
三慶班進京獲得成功後，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等徽班進入北京，並逐漸稱雄於京華的劇壇。這就是所謂的“四大徽班進京”。 四大徽班各有所長，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臺的孩子”的說法，軸子指以連演整本大戲著稱，曲子指擅長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戲取勝，孩子指以童伶見長。 在捧旦之風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藝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寵。抵達北京後，他接替原三慶班班主余老四掌班，壹做就是30多年，同時還擔任了京師戲曲界行會組織“精忠廟”的會首，通過精忠廟對北京的戲班、戲園實行行政管理，他也成為梨園領袖。繼高朗亭之後，程長庚、徐小香、楊月樓、劉趕三等人均任過此職。 至嘉慶初，徽班在北京戲曲舞臺上已取得主導地位，據《夢華瑣簿》記載：“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四大徽班進京獻藝，揭開了200多年波瀾壯闊的中國京劇史的序幕。 在京的各聲腔劇種的藝人，面對徽班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藝術優勢，無力與之競爭，多半都轉而歸附徽班。他們中有京師舞臺各聲腔劇種的名優，如加入春臺班的湖北漢戲名優米喜子、李鳳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亂彈（皮黃）名優韓小玉，加入三慶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員王全福等，於是就形成了多種聲腔劇種薈萃徽班之勢。也因此，徽班在諸腔雜奏的過程中，從“兩下鍋”“三下鍋”到“風攪雪”，逐漸側重皮黃戲的演出。 形成與傳播 京劇前身是清初流行於江南地區，以唱吹腔、高撥子、二黃為主的徽班。徽班流動性強，與其他劇種接觸頻繁，在聲腔上互有交流滲透，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戲，還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壹些雜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為首的第壹個徽班（三慶班）進入北京，參加乾隆帝八十壽辰慶祝演出。《揚州畫舫錄》載：“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慶。”刊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楊懋建《夢華瑣簿》也說：“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匣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隨園詩話》批註中則更具體指出是“閩浙總督伍納拉命浙江鹽商偕安慶徽人都祝厘。”隨後還有不少徽班陸續進京。著名的為三慶、四喜、春臺、和春四班，雖然和春成立於嘉慶八年（1803），遲於三慶十三年，但後世仍並稱之為“四大徽班進京”。 乾隆、嘉慶年間，北京文物薈萃，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各劇種藝人麇集。北京舞臺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對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於“合京秦二腔”。當時秦腔、京腔基本上同臺演出，“京秦不分”（《揚州畫舫錄》），徽班發揚其博采眾長的傳統，廣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劇目和表演方法，同時繼承了眾多的昆腔劇目（還排演了昆腔大戲《桃花扇》）及其舞臺藝術體制，因而在藝術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藝術特色，是它能夠在爭衡中取勝的主要原因。在聲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黃調以新聲奪人而外，它“聯絡五方之音，合為壹致”（《日下看花記》）；在劇目方面，題材廣闊，形式多樣；在表演方面，純樸真切，行當齊全文武兼重，因此適合廣大觀眾的欣賞要求。 在演出安排上，據《夢華瑣簿》載，四大徽班“各擅勝場”。三慶以“軸子”取勝（連日接演新戲），四喜以“曲子”取勝（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勝（善演武戲），春臺以“孩子”取勝（以童伶為號召）。在藝術和經營上備有側重點，能夠發揮專長，取得較快進展。至道光後期，徽班已在北京占據優勢。《夢華瑣簿》說：“今樂部皖人最多，吳人亞之，蜀人絕無知名者矣。”又說：“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徽班成長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它向京劇擅變的過程。這壹嬗變的完成，主要標誌為徽漢合流和皮黃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黃兩種腔調為主的板腔體唱腔音樂體系，使唱念做打表演體系逐步完善。最早隨同徽班進京的漢調演員是米應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陽人（壹說安徽人），生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約於嘉慶年間加入春臺徽班進京演唱，演正生，擅紅生戲，聲望極隆（見《夢華瑣簿》及李登齊《常談叢錄》）。被視為著名漢調演員余三勝的先驅（當時曲藝唱詞有“亞賽當年米應先”之句）。道光年間（1821-1849），漢調演員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漸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貴、李六。粟海庵居士《燕臺鴻爪集》（約作於道光十二年以前）說：“京師尚楚調。樂工中如王洪貴、李六善為新聲稱於時。”楚調即漢調，也就是西皮調。可見當時北京已流行西皮調，王洪貴、李六“善為新聲”，又推動了西皮調的革新發展。在徽、漢演員的***同努力下，逐步實現了西皮與二黃兩種腔調的交融。開始不同的劇目，根據不同的來源，分別唱西皮或二黃；後來，有些戲就兼唱西皮和二黃，甚至在同壹唱段中先唱二黃，後轉西皮，並能相互協調，渾然壹體。《羅成叫關》（源出徽調《淤泥河》）就是壹個例子。聲韻方面，形成“中州韻、湖廣音”的格律，字聲間雜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兩種四聲調值，分別尖團字音，按照“十三轍”押韻。二黃的伴奏樂器，幾經反復，終於在鹹豐、同治年間（1851-1874）廢笛，而與西皮統壹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時仍按徽班傳統用笛伴奏。 道光末年，西皮戲大量湧現，徽班中皮黃並奏習以為常。據刊於道光二十五年的楊靜亭《都門紀略》載，三慶班程長庚、四喜班張二奎、春臺班余三勝和李六、和春班王洪貴等常演的劇目，如《文昭關》《捉放曹》《定軍山》《擊鼓罵曹》《掃雪打碗》等，與嗣後京劇舞臺常見的傳統劇目已大體相同，徽班向京劇的嬗變到此已基本完成（雖然當時還不稱京劇）。另壹種說法，認為譚鑫培成名後（19世紀末、20世紀初）京劇才算形成。理由是到那時皮黃戲從音樂、表演，到唱念的字音、聲韻，才具備了嚴格的規範；而在此以前，即程長庚時代，仍屬徽調範疇。 同治六年（1867），京劇傳到上海。新建的滿庭芳戲園從天津約來京班，受到觀眾歡迎。同年，丹桂茶園通過北京的三慶班，又約來大批著名京劇演員，其中有老生夏奎章（夏月潤之父）、熊金桂（熊文通之父），花旦馮三喜（馮子和之父）等。他們都在上海落戶，成為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派京劇世家。嗣後，更多的京角陸續南下，知名的有周春奎、孫菊仙、楊月樓、孫春恒、黃月山、李春來、劉永春以及梆子花旦田際雲（響九霄）等，從而使上海成為與北京並立的另壹個京劇中心。 在這之前，約在鹹豐初年，上海已有昆班和徽班演出。京劇進上海後，也出現了京徽同臺、京昆同臺以及京梆（梆子）同臺的局面。這對南方京劇特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徽班傑出演員王鴻壽（三麻子）到滬後，經常參加京班演出，並把壹些徽調劇目如《徐策跑城》、《掃松下書》、《雪擁藍關》等帶進了京班，把徽調的主要腔調之壹“高撥子”納入到京劇音樂裏，還把徽班的某些紅生戲及其表演方法吸收到京劇中。這對擴大京劇上演劇目和豐富舞臺藝術起了壹定作用。此外，梆子藝人田際雲在上海的藝術活動，對南派京劇的發展也有所影響。他的“燈彩戲”《鬥牛宮》等，實為後來“機關布景連臺本戲”的濫筋。從光緒五年（1879）起，譚鑫培六次到滬，後來梅蘭芳等名演員也經常到滬演出，促進了北派、南派京劇交流，加速了京劇藝術的發展。 京劇在進入上海之前，即鹹豐十年（1860）之後，隨商旅往來及戲班的流動演出，很快傳播到全國各地。如天津及其周圍的河北壹帶為京劇最早的傳播地區之壹。道光末年，余三勝即在天津活動（他和他父親死後都葬在天津）；醜角演員劉趕三先在天津的票房活動，後來才到北京“下海”。老生演員孫菊仙也曾經是夭津的票友。山東是徽班進出北京的必經之地，山東幫商人又是北京經濟活動的重要力量，因而山東很早就有京劇演出。曲阜孔府早在乾隆時就有安徽藝人入府演戲。京劇的較早流布地區還有安徽、湖北和東北三省。至20世紀初，南至閩、粵，東至浙江，北至黑龍江，西至雲南，都有京劇活動。抗日戰爭期間，京劇在四川、陜西、貴州、廣西等地也有了較大發展。 1919年，梅蘭芳率劇團赴日本演出，京劇藝術首次向海外傳播；1924年，他再度率劇團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又率由二十人組成的劇組到美國訪問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應邀去歐洲訪問，在蘇聯演出，受到歐洲戲劇界的重視。此後，世界各地把京劇看成中國的演劇學派。
京劇的形成大約有150年左右。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慶班”入京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萬壽”祝壽。徽班是指演徽調或徽戲的戲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歡迎。繼此，許多徽班接踵而來，其中最著名的有三慶、四喜、春臺、和春，習稱“四大徽班”。他們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慶擅演整本大戲；四喜長於昆腔劇目；春臺多青少年為主的童伶；和春武戲出眾。 徽調多為二黃調、高撥子、吹腔、四平調等，間或亦有西皮調、昆腔和弋腔；而漢調演員演的則是西皮調和二黃調。徽、漢兩班合作，兩調合流，經過壹個時期的互相融會吸收，再加上京音化，又從昆曲、弋腔、秦腔不斷汲取營養，終於形成了壹個新的劇種--京劇。第壹代京劇演員的成熟和被承認，大約是在1840年左右。
京劇從產生以來曾經有過許多名稱。計有：亂彈、簧調、京簧、京二簧、皮簧（皮黃）、二簧（二黃）、大戲、平劇、舊劇、國劇、京戲、京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