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文化傳承的視角入手，試著分析孔子與《詩經》關系，進壹步挖掘《詩經》與孔子之間的內在道德文化聯系，從而對中國幾千多年來的儒家思想文化作個簡要的闡釋。
關鍵詞：孔子 《詩經》 文化傳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
對於每壹個讀到先秦文字的讀者來說，孔子和《詩經》是這壹時代文學的重要符號。《詩經》，是我國的第壹部詩歌總集，賦予了我國文化的源頭的美譽。從某種意義上說，《詩經》甚至可以與西方人的《聖經》相媲美。而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壹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與《詩經》已不是那個時代的文學符號問題，它們都已上升到了中國的文化層面，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個中國社會文明進程。
傳統的東西是壹種永恒的東西。傳統是歷史長期的積澱，是壹個民族寶貴經驗的結晶，是壹筆十分豐厚的資源，是轉型社會進壹步發展和創造的基礎。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播和繼承。如果說《詩經》和《周易》代表了前壹個時代，而戰國勃起的諸子百家哲學與散文代表了後壹個時代。孔子恰恰處在這兩個時代的轉折時期。孔子對於《詩經》“述而不作”的做法，進壹步說明孔子晚年對《詩經》的整理只是刪定。孔子壹方面在不自覺地，部分地繼承，運用先代的情感表達方式，吸取《詩經》各種美學價值，同時卻也在愈來愈理性將《詩經》進行切割，分類，從中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並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闡釋《詩經》。孔子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對《詩經》，這部中國文化的源頭進行了自覺與不自覺傳播和繼承。
同時，文學進程，從來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維，及社會歷史的發展相聯系的。文藝的發展體現著壹個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它與當時的歷史階段相適應，是這壹時期民族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的感性顯現。《詩經》是西周、春秋時處於孕育、形成中的中華民族的社會和精神風貌的結晶，是這壹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意識等種種社會條件交匯的產物。孔子正是順應了當時社會大流的價值取向，建立儒家學派的思想體系。
中華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體現為“仁”。中華文化以仁為根本精神。仁，將宇宙人生融為壹體。以孔子為代表儒家倡導仁和禮的統壹思想，被李達五在了四個層面的深刻的闡明：
第壹，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親師”為核心的血緣倫理基礎；
第二， 以持中、保守、內向、克制、忍讓，即“溫良恭儉讓”為標準的心理基礎；
第三， 以忠孝節義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友愛互助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四， 以“修身齊家治天下”為人生追求目標的個體人格。（1）
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2）的說法，實際上是講“仁”本身就是為了釋“禮”。學禮，懂禮，行禮，護禮，就是儒家君子的責任與風度。儒家“仁”的本質就是維護等級之禮，法規之禮，人際之禮，為人之禮。這種在春秋戰國的社會生活大變動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實際上是以君王意識，家長意識為構建核心，形成了壹個自上而下的壹元化標準。這樣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適應了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體現了先進的封建生產力的需求，從而能夠很快地發展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為後代封建君王所提倡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經》不僅是我國的第壹部詩歌總集，同時也是儒家的經典著作。
孔子說：“依於仁，遊於藝”（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創造詩歌的生命。以這個觀點去看《詩經》，無論是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的《生民》、《大明》，反映勞動生活的《七月》、《豐年》，描寫愛情婚姻的《關雎》、《衛風·氓》，以戰爭徭役為題材的《采薇》、《王風·君子於役》，還是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燕饗詩《小雅·鹿鳴》、《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蕩》、《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為根底，都是要“經夫婦，成孝敬，美人倫”，以達到孔子所倡導的藝術標準，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4）的政治標準。
如《碩鼠》裏，對於那個不勞而獲的統治者，早已經忍無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的消極選擇。君權的思想在統攝著他的思想，在無奈的壓迫下，人唯壹能做的就是從自身的出發，另尋壹塊修身養性的樂土，正應驗了：詩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詩經》壹些作品贊美貴族階層的才德容儀，頌揚溫文爾雅、謙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擊失德違禮之輩不如：“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5）這本身就在強調仁禮統壹的道德修養標準，即體現了“詩可以觀”的社會認識作用。再如《采薇》、《出車》、《六月》等，堪稱中國邊塞詩的源頭，寫戰爭，回避刀光劍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義就是回避戰爭，表現出對戰爭的厭棄，對和平統壹的渴望，正體現了儒家天人合壹的大壹統思想。如《秦風·無衣》裏所描繪的戰爭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敵當前，所有的臣民都應該“修我戈矛，與子同仇”（6）。
如果說，《采薇》等通過興、觀而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話，那麽《秦風·無衣》則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號召臣民同仇敵愾的“群”。孔子所謂的“詩三百，壹言蔽之，思無邪”的論述，即無邪就是要合理。禮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規範，儒家思想文化原則下，詩歌觀念取向和詩歌創作的原則，就是要體現仁的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
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麽壹種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詩經》才具有了經典意義。但是這才只是開始。《詩經》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被作為官方的壹種思想被提倡，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人們在重視之後，就會把孔子所說的話，孔子所用的教材、各種文獻經典化、神聖化。這個神聖化、經典化的過程就是上壹講張隆溪教授所說的“闡釋”。《詩經》是當時的人所寫的詩，和我們現代人所寫的詩並沒有不同，但是要經典化，就必須把《詩經》的作品從普通的文學作品提升到儒學經典的地位。這個過程就是把壹般人寫的詩變成經典的過程。在經典化過程中，人們對“詩”的闡釋就附加了許多並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內容。也可以講，在《詩經》經典化的過程中，講了不少歪理。
所以要正確地看待孔子與《詩經》的關系，把握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需要將兩者置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才能最終得出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它們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符號，是現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依據。同時，它們的關系必將隨著歷史的發展，呈現新的價值內涵，就有待於我們今人去挖掘，從中吸取對我們現代化建設有意義的道德、思想方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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