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提到宋代，人們立即會聯想到“積貧積弱”四字,以為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點。教科書上用這四字來概括宋代，對此觀念的形成起到決定性作用。但宋代真是“積貧積弱”麽？這個論調的形成，更多出自有目的和側重的宣傳。
“積貧”指長期的貧困。錢穆說：“宋代……內部又終年鬧貧，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積貧”到這等程度嗎？
財政入不敷出是皇帝刻意制造的假象
宋代政府財政經常出現赤字。但這並不代表入不敷出。宋代中央收入除了政府的收入之外，還有皇帝內藏庫收入。它的收入達到政府收入的六分之壹，並且不計入政府收入，財政部門也無權過問其收支。將這壹部分計入，宋代不存在赤字問題。在政府財政困於“入不敷出”時，皇帝就將內藏庫中的財富“借”給政府，達到收支平衡。這正是宋代皇帝控制政府財政的壹個手段。是在入大於出的情況下人為制造出了財政赤字假象。（李偉國《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被稱為“積貧”的宋代政府始終有大量財富積蓄
壹個號稱“積貧”的政府，自然不可能有多少積蓄。但宋代政府是這樣的麽？就在被極力批評為積貧的仁宗英宗時代，宋政府依舊有大量的積蓄和儲備。宋英宗“治平二年，入116 138 405，出120 343 674，非常出11 821 27，諸路積160 292 093”（《文獻通考?國用》）也就是說，僅僅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政府儲備財富，已經超過了壹年政府財政的總收入。這還不包括在京城的中央儲備和皇帝內藏庫儲備。此後經過王安石變法的加強征收，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時代，這個荒淫的帝王能肆意鋪張浪費標榜“豐亨豫大”，也正是依靠非常豐厚的國家財富儲備。有史料記載，北宋滅亡後，僅金人從開封獲得的中央積蓄，就達到“有錢九千八百七十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匹，有金壹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萬兩，有糧九十萬石”（《三朝北盟會編》卷281）。這還是宋徽宗沒有揮霍完的。可見宋代政府財富積蓄之豐厚。
宋代人極力渲染財政困難實際是為改革制造輿論
就是當時人為了給改革制造輿論，人為貶低當時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壹種模式。為了制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壹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茍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在壹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壹個積貧積弱的王朝。（吳錚強《宋朝國運真相》，《人民論壇》2013年第1期）這壹點，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他批評宋神宗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王夫之《宋論》）。
最被詬病為“積貧”的宋仁宗時代實際也不曾入不敷出
認為宋朝“積貧”的壹大證據，是認為宋代政府開支巨大。誠然，宋代政府確實開支廣大，但要看到這些開支用在了什麽地方，起到了什麽效果。開支大並非是“積貧”的代名詞。
有償征發百姓服勞役減輕壓榨還利於民
以往漢唐政府征發百姓服勞役，都是由百姓自備口糧，國家並不負責，而在宋太祖登基後就“特令壹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宋朝事實類苑》卷21）。自此之後，這類征發都由國家供給民夫口糧。同時面向社會雇傭勞動力承擔勞役，在官府每天負責其口糧之外，還要支給工錢。當時有大臣甚至認為官方雇傭勞動力的工資比市場價都高。（梁太濟《兩宋階級關系的若幹問題》）比之之前漢唐國家對普通百姓自負口糧的無償征發。實際上給予相當程度的返還和取消，同時也造成了政府開支擴大。
政府所需物資由靠征收為主改為購買為主
與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間征收糧食、布匹等實物並進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員、軍隊等國家機構提供消費品時，大多采用財政撥款進行政府購買的方式，向民間采購物品，其數量之巨、規模之大、影響面之廣、參與者之眾、引起的商業關系之復雜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時代所不能比擬的。宋政府消費需求的各種物品幾乎無壹沒有購買的事例。周行己說：“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租稅，常十之七，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浮止集》卷1《上皇帝書》） 使政府的財政分配活動更多地與商品貨幣經濟相結合。（李曉《宋朝的政府購買制度》，《文史哲》2002年第3期）大規模的改依賴征收為依賴政府購買，確實給宋代政府財政帶來了巨大的現金流壓力。但這壹方面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市場發展，另壹方面，宋代政府提供的大量貨幣依靠這壹過程進入民間，對於商業的發展，貨幣化的推進起了無與倫比的作用。宋代商業的繁榮昌盛，不是沒有理由的。
“歲幣”支出在宋代政府支出中占比重很小
有壹種想當然的看法,以為宋代給遼、夏、金歲幣,使得它變窮,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 矛盾,最終導致政權的垮臺。事實上,歲幣數量很有限,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貿易中得到補償,以宋對金的茶葉貿易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萬兩銀子(壹作70萬兩),僅此壹項就比紹興和議中宋方付的歲幣25萬兩還要多。（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陜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宋代繁榮的市場為大規模政府購買提供了可能
宋代積弱嗎?從表面現象看,它疆域遠不及漢、唐,先後受遼、西夏、金、蒙古欺負,直至亡國,這能說不弱嗎?然而事實並不那麽簡單。
從建立打到滅亡 三百年戰鬥不止的朝代
兩宋綿延316年，在中國自秦統壹之後的大王朝中，僅次於兩漢排在第二。宋代在戰爭中立國，先後經歷了與遼、西夏、金、蒙古的對峙和戰爭直至滅亡。戰爭從來沒有長時間間斷過。可以說，兩宋是戰鬥了300多年的朝代。與漢唐時期脆弱易分裂的遊牧聯盟國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兩宋所要面對的，是新興起的擁有二元管理體系，能夠對國家內不同的農耕和遊牧民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國這種強大得多的敵人（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說壹個同數個強大敵人戰鬥並生存300多年的政權是“積弱”，在邏輯上不成立。
不是軍事最強不代表就是“積弱”
宋遼和議的達成本身,反映了雙方的軍事實力相當,論騎兵,遼比宋強,但宋方雖然進攻力量不足,防守則有余,而且經濟實力遠勝於遼,比遼更有耐久力。這樣打下去,誰也吃不了誰,只能是壹場無休止的消耗戰,這對雙方來說都是災難。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實力應當說要強於西夏,但西夏投靠遼,以遼牽制宋,使宋無法全力對付西夏,戰爭互有勝負,而逐漸往有利於宋的方面轉化。南宋與金的實力相比,起初,金強宋弱,但過了十來年,情況不同了,雙方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雙方終於達成和約,宋以歲幣了結。後來完顏亮南下,仍以失敗告終。總的說來,宋、金雙方實力基本相當,宋略弱壹些。南宋與蒙古相比,軍力不如蒙古,這是事實，但惟獨南宋堅持抵抗了好幾十年,讓蒙古可汗死於釣魚城下。世界上有哪壹個國家能做到呢?以它的實力而言,幾乎可以說僅次於蒙古,也是當時世界上的強國,難道世界上只容許有壹個強國,其他都得算作“積貧積弱”的國家?就像現在,美國是超級大國,英、法等國難道都得列入“積貧積弱”的名單之中?（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陜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衡量國家強弱並非只有“軍事”壹項
衡量國家強弱的標準,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綜合國力。倘若按綜合實力分析,宋應當說是超過了遼、金的。它的經濟實力比遼、金強。它的科學技術更遠遠超過遼、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藥、造紙、印刷術、指南針,都是在宋代出現或得到推廣的,火藥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紙、印刷術雖發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時,才真正對國民經濟和文化發揮重大作用。國民素質比以往的王朝和遼、金都要高,這表現在教育事業的大發展上。繼戰國之後,又壹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湧現出許多哲學學派:理學、新學、蜀學、心學……。開拓了許多新的學術領域,出現了金石學、古文字學,創造了年譜、詩話、書目解題等新體裁。科舉制度的大發展,進士的分布也比以往合理,過去在南方有許多空白點,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補,人才的合理分布,對縮小地區差異起了良好的作用。以上說明,如果從綜合國力角度考慮,宋王朝僅不能說弱,還應該說是相當強的。（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陜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宋遼雙方軍事實力相當
綜合國力宋遠超周邊
既然“積貧積弱”不能作為宋代的概括，那麽這個論調又是如何被提出並深入人心的呢？
後代士大夫借以抒發對所處時代的情緒
明末清初，王夫之等明遺民激憤於明清異代，神州陸沈，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將這種情緒帶進了對歷史的“反思”中。但它只認為是“積弱”而並不認為宋代是“積貧”。王夫之《宋論》卷6中說:“仁宗在位四十壹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國既以是弱矣”,“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他在全書中只有論宋仁宗時說到“積弱”二字,而且斷然否定“積貧”之說。
近代知識分子基於近代中國遭受的災難 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並使之深入人心的，則是近代的壹些史學家。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抗戰決心與悲憤心情的壹種寄托。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早的書,大概就數1939年出版的錢穆《國史大綱》了,其中第六編兩宋之部第31章標題即為“貧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細目則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對宋代“積貧”和“積弱”,作了相當詳細的論述,其結論是“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李裕民《宋代“積貧積弱”說商榷》，《陜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949年後國內史學界硬套蘇聯理論 要將宋代描繪為封建社會衰落階段
建國後，又有從蘇聯舶來的“上行下行階段說”，加深了對宋朝“積貧積弱”說的肯定。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理論認為，封建社會發展分兩個階段：第壹階段為上行階段，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促進社會經濟順利地向前發展；第二階段為下行階段，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社會經濟停滯甚至倒退。中國歷史學界壹味盲目學蘇聯。上行下行階段說被移植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來，不加論證就把宋代判定為已進入下行階段，社會停滯。不符合歷史實際，不足憑信。（張邦煒《瞻前顧後看宋代》，《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3冊中，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為壹個詞組來描述宋朝，說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中國史綱要》是很有權威的教科書，影響極大，“積貧積弱”也因此成為國人對宋朝的壹般印象。（吳錚強《宋朝國運真相》，《人民論壇》2013年第1期）
抗戰是將宋代渲染成“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
有人稱胡適說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姑且不論這句話是否真是胡適所說，宋代的歷史確實被懷抱著各種情緒和目的的著述者打扮成了本無其實的“積貧積弱”。當我們今天需要以壹種客觀和自信的態度重新審視歷史的時候，尤其不能不警惕這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