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方法書籍流傳廣泛與時間長久後，必然版本眾多，差異錯誤亦隨之產生。特別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圖書流布多依賴於手工抄寫，幾乎是壹本不同於壹本。所以校勘的工作，與書籍之流行相伴而生，歷史悠久。《詩·商頌譜》說∶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穎達說：考父恐其舛誤，故就太師校之。足以說明此句中的 校是指校正文字的錯誤。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晚年刪定《詩》、《書》、 《禮》、 《樂》、述《易》，作《春秋》，是以個人的力量首次進行的文獻整理工作，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訂正文字、厘定篇章的校勘學的工序。孔子的學生子夏（蔔商）擅長文學，他繼承師學，善於校勘。《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說：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子夏不但正確地校正了錯字，還指出了造成錯誤的原因，就是形近之誤(在篆文中己與三,豕與亥字形十分近似），提示了校誤的壹種方法。
劉向校讎古籍，是大規模的國家文化工程，工序繁復，但前表中所列勘正文句著其異詞、刪定重復厘定篇第兩項（即個體工程的第二、三兩項）仍是整體工程中最為根本的工作。不把每壹部書校成定本，則前道工作就沒有意義，後道的工作也無從開展。劉向所寫書錄中提到錯字的情況有：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 （《晏子》)；以谷為進，以賢為行(《列子》）；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戰國策》）；《 別錄 》中也提到：古文《尚書》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太平禦覽》卷618引）。這些例子指出了三種致誤的原因：聲近之誤，如章誤為長；形近之誤，如陶誤為陰；脫缺半字，如齊誤為肖。
晉葛洪《抱樸子·遐覽篇》說：書三寫，魯為魚，虛為虎（《意林》引作帝為虎)，七與士，但以倨勾長短之間為異耳。指出了書經多次傳寫，多有錯誤。魯為魚屬脫缺半字例，虛為虎乃形近之誤，帝為虎由於虎字隸書作?，也屬形誤。
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以後，作為封建時代教育經典的《九經》，刊本眾多，以建安余氏、興國於氏二本稱為善本。南宋刻書家廖瑩中認為余氏不免誤舛，於氏未為的當，乃以家塾所藏二十三本，聘請各經名士百余人，反復參訂，重加剞劂，成為世?堂本。廖氏在校刊過程中，總結了校勘時所遇的種種問題，諸如書本 （版本） 、字畫、註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等，撰成《總例》壹卷，附刊於《九經》。不久原版散落，相臺嶽氏搜集印本，重刻於荊溪家塾，此即相臺本，嶽氏附言：字畫、註文、釋音、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視廖本加詳。舊有《總例》，存以為證。明張萱誤以相臺嶽氏為嶽珂，而廖瑩中的《九經總例》的單刻本易名為《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遂將《九經總例》冠以嶽珂撰之名。廖氏此書，實為歸納校勘學亦即單純的校讎學方法的重要著作。
清代漢學家（樸學家）重視考核古籍，校勘事業益趨繁盛，工作縝密精細。王念孫 （1744～1832） 在其《讀〈淮南〉雜誌敘》中歸納校勘中所遇62 種致誤之由（在《王石曜先生遺文》卷三），對校勘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近代學者陳垣校《元典章》，得謬誤1.2萬余條，寫成校記，又舉其十分之壹為例，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後又易名《校勘學釋例》刊行。《釋例》卷六首篇《校法四例》，總結了4 種校勘方法，最為精到，為校勘工作者奉為圭臬。
中國封建時代，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及本朝君主或所尊者之名，必須用改字或其他方法（例如缺筆）以避之，稱為避諱。由此亦使書文失其真，如漢石經殘碑《尚書》、《論語》中邦字多改為國，是避漢高祖劉邦諱；《漢書》稱莊子為嚴子，是避漢明帝諱；唐人稱《四民月令》為《四人月令》，是避唐太宗諱。校書者必須熟悉歷代諱字及其避諱方法，始能校正。陳垣著《史諱舉例》（1933）8卷示例，也是有關校勘方法的重要著作。 宋代學者鄭樵在他的巨著《通誌》的《二十略》中寫有壹篇《校讎略》 （見《通誌·校讎略》），第壹次高度評價了劉向大規模整理古典文獻工作的方向與成就，也嚴厲批評了後世奉行劉氏之法而欠嚴格措施所犯的種種疏失錯誤（特別是對北宋《崇文總目》的指責），成為總結劉學，發展劉學，指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壹部專著。因為這部專著以《校讎略》為名，由此確立了古籍整理工作全過程為校讎學這壹學術名詞。後來清代章學誠著《校讎通義》，近人孫德謙 （1873～1935）著《劉向校讎學發微》（1923），都是遵其旨而從其名。而且鄭樵所關心和討論的主要是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等，而對魚魯、豕亥等校勘問題則略而不論， 所以這也使得劉向的 勘正文句著其異詞、刪定重復厘定篇第兩道工序（即個體工程的第二、三兩項）成為單純的或狹義的校讎學亦即校勘學而自立門戶了。
鄭樵肯定了劉向的功績，也指出他的某些缺失，說他重文輕圖，盡采語言，不存圖譜，是因他乃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之故。《校讎略》對求書之道（劉向求遺書於天下)論之尤切，提出8種方法， 廣開求書途徑，欲使冊府之藏,不患無書;還提出對亡失之書可以搜集逸文的觀點（在《書有名亡實不亡論》壹節中）， 這壹理論後來在實踐中發展成 輯佚學(見中國古籍輯佚）。這是對於劉向整理古籍工序的發展與充實，使其工序從審察疑偽著明依托 （個體工程第四項）以下改成下列流程：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除了遵行劉向的工序外，還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的逸書收入，就是受到鄭樵思想的影響。
校讎學
劉向、劉歆父子校理古籍的工作，最後落實到編著《別錄》、《七略》，從而開創了中國古典目錄學（即總體收束工程第壹項） 的先河。劉向在分類、著錄工作以後，還對每個門類也就是各個學科溯析其源流，究詳其得失，使其先後本末瞭若指掌，學術自明，並著《輯略》，以冠六略，建立了流略學(即總體收束工程第二項），實質上是今日所稱學術史，成為有中國古典目錄學的壹個重要特色，也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基礎。這是廣義的校讎學最顯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