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春秋戰國時代，鄭國人列禦寇在《列子·湯問》中記載，“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誌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無論是“誌在高山”，還是“誌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現某壹主題或意象時，鐘子期必能領會其意。壹日，伯牙與鐘子期***遊於泰山之陰，逢暴雨，二人止步於巖下。伯牙心情郁悶，於是彈奏了壹會琴。琴曲起初表現的是雨落山澗的情景，接著模擬山流暴漲和巖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彈奏完畢，鐘子期“輒窮其趣”，把曲中意象說的窮極通透。伯牙於是離開琴而嘆道：“善哉，善哉，閣下能聽出曲中誌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裏能隱藏的了我的音聲呢？”於是二人成為人生知己。
但《列子》中並無伯牙因鐘子期離世而從此不再鼓琴的內容。 大約成書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類似的記載：“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誌在泰山，鐘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時而誌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鐘子期死，伯牙摔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
《呂氏春秋》的記述與《列子》的記述大致相當，但交代了結局：鐘子期死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秦大路）
《呂氏春秋》雖非信史，但有《列子》記述在前，其內容也並非毫無根據。於是伯牙不復鼓琴壹說被當作佳話流傳下來。伯牙在當時應該很知名，荀況在《勸學》篇裏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雖然語近誇張，但大音樂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無疑問的。《列子》和《呂氏春秋》之後，西漢的《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東漢的《風俗通義》、《琴操》、《樂府解題》等等眾多古籍紛紛援引。這些作品裏，有關伯牙的描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例如東漢蔡邕的《琴操》中還記載了伯牙向音樂家成連拜師學習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 明代馮夢龍的《警世通言》開卷第壹篇是《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在這篇小說中伯牙成了樂官俞伯牙，鐘子期卻成了漢陽的樵夫，上古的壹小段百來字的典故此時完全變成了人物、地點、情節樣樣俱全的話本小說。
《高山流水》和伯牙鐘子期這壹段千古佳話，之所以能在兩千多年裏廣為流傳，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天人合壹”、“物我兩忘”的文化精神在這段佳話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明代朱權的《神奇秘譜》對此做了精當的詮釋：“《高山》、《流水》二曲，本只 壹曲。初誌在 乎高山，言仁者樂 山之意。後誌在乎 流水，言智者 樂水之意。”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高山流水》蘊涵天地之浩遠、山水之靈韻，誠可謂中國古樂主題表現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並沒有流傳於世，後人無從領略伯牙所彈之曲的絕妙之處。所以，後人雖不斷傳頌《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對音樂並無切身體會。
因而這個佳話得以流傳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與鐘子期之間那種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當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斷弦絕音。嶽飛在《小重山》壹詞中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正是伯牙當時心境的準確反映。伯牙的絕琴明誌，壹者做為對亡友的紀念，再者為自己的絕學在當世再也無人能洞悉領會而表現出深深的苦悶和無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爾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難以領會其樂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會感到孤獨，才會發出知音難覓的感慨。（秦大路）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戰國的諸子典籍多次記錄轉載，是與當時“士文化”的背景分不開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國家觀念淡薄，並不忠於所在的諸侯國。這些恃才之士在各國間流動頻繁，他們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們希望能遇見象知音壹般理解自己的諸侯王公，從而壹展胸中所學。這幾乎是幾千年來所有讀書人的夢想。然而能達到此目標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壹生懷才不遇而汲汲無名，有的或隱身市肆，有的則終老山林。由此可見，《高山流水》在先秦時代就廣為流傳，是因為這個故事背後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來引起無數人的***鳴當在情理之中了。
這麽說來，友誼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稱，《高山流水》為千百年來被善意地無限誇大了的友誼。能引起人們無限向往的樂曲和友誼，也許並非故事的本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