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壹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余家，得詩27000余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占《清詩匯》詩人總數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壹，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余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占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壹，占《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壹，“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於第壹流的，也只有張氏壹人而已。李朝正先生雲：“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壹批詩人，影響著壹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余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1首，費密8首，張問安11首，卓秉恬1首，劉沅1首，張鵬翮2首，劉光第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於袁枚（41首），而高於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蔣士銓27首，趙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吳錫麒13首，孫原湘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韞玉6首，王曇4首，黃丕烈1首，顧翰9首，王學浩6首，王芑孫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楊芳燦17首，黎簡34首，陳文述5首，吳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清詩三百首》（1985年嶽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於袁枚（5首），而高於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蔣士銓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於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壹，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壹。
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傑《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胡傳淮《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2003年版）中，列專節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並雲：“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壹階段最輝煌的壹頁，是產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願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後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後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雲：“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裏，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
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揚忠先生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分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於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壹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郁達夫。”“‘江右三大家’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壹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象金庸武俠小說裏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蹤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蹤影。”著名學者張永義在《感傷時代的人生幻滅——讀<船山詩草>》中說：“恰恰是黃仲則與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代表了清朝中葉的最高詩歌水準。正如同壹時代的德語文學有歌德與海涅，如果18世紀封閉的國內文壇，失去了‘二仲’的痛飲高歌，那麽，我們的閱讀壹定會顯得枯燥無味。”“我覺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張問陶，處境更艱難，他的內心所體會到的深層幻滅感比起我們這些200年後敲擊鍵盤的文人要更具體更疼痛，因為那是整個封建王朝的夕陽殘照，他把墨汁和膽汁混合，輕輕壹抹，給那個感傷的時代畫上了蒼涼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論。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壹代詩宗，是清代第壹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傳淮《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壹文（發表於《西華大學學報》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