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深入思索，就會令人豁然開朗。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應該是指，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憂愁），是肇因於以前沒有深思熟慮的作為；同樣的，今天的作為如果未經長遠的深思熟慮，未來必要面臨苦果。所以，這句話除了提醒人要能深謀「遠慮」外，事實上還點出了壹個要點：凡事必是「自作自受」，這是人人都要有的重要認知。
那麽，重新品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我們除了警惕自己，要對今日的事物深思熟慮、深度思考外；昨日的作為所造成今日的憂愁，除了「默默承受」外，就不能有其它收獲嗎？
事實不然。今日的憂愁既是昨日所致，就應去追溯，究竟是過去的哪些相關的決定、作為不夠周延，才造成今日的苦果？倘使重新來過，哪些錯誤是可以避開的？進而去認知、體悟這些事物間的「因」「果」關系。重新檢討下來，不但學得教訓、經驗，不致重蹈覆轍，並能強化對事物相關影響的認知，增長「決策判斷的能力」。俗語說，「不增壹事，不長壹智」，就是這個意思。
相反的，假若不經由這種追本溯源的方式，來認知所經歷事物的「因果關系」，那麽過去的錯誤不僅在今日付出代價，也因為未深切體認到教訓，未來仍將持續犯相同的錯誤，並且找不出原因，也就是所謂的「不知反省」。
外在環境瞬息萬變，面對各種問題，除應針對問題追本溯源，再考慮趨勢、各種可能變化等因素，做出最周延的決策外，還需有壹個認知，亦即外界事物種種變化，不全然是個人所能百分之百掌握的。因此，在「深謀遠慮」的同時，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能過於自負，反而要戒慎恐懼，隨時具有「危機感」。當然，具「危機感」並不代表要保守、退卻，而是要具有企圖心。在積極但審慎的心態下，就能達到犯最少的錯誤，累積最大成就的境界。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是壹個假設關系的復句，可以這樣解釋：人如果不考慮長遠，那麽憂患壹定會在近期出現。其意是要人目光遠大，考慮長遠。其實這是個賓語前置句，可以這樣改：“人無慮遠，必有憂近”。
這是孔子名言。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正義》引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荀子·大略》雲："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猶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而人宜遠慮歷為儒家所重。
有兩層含意，壹層是說：人們就算沒眼光，看不到長期的隱患，那麽，至少能看到眼前的禍患吧。別壹次意思是：如果不懂得規劃長遠，那麽，在短期內就會出現問題。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句話源出於《論語.衛靈公》，是孔丘說的話。它的意思只有壹個:人如果沒有長遠的打算，那麽妳很快就會遇上麻煩。
相當的有道理
*為明天做準備*
認識詹姆士，是在壹次酒會上。身為美國壹家跨國公司駐華代表，全權負責公司在中國地區的業務。我希望采訪他，他欣然接受，並預定了時間。那次采訪很順利，就在快結束的時候，我按慣例問他公司未來有什麽規劃 ?原想他會像以前采訪的壹些企業家說幾句“展望宏圖、實現目標”之類的話。沒想到，他很認真地從文件櫃裏拿出壹份公司未來 15 年發展規劃書。
這份規劃是 3 年前做的，裏面分析預測從 1995年到 2010 年全球市場環境及發展趨勢，包括產業形勢和競爭形勢等，企業目前產品定位及現有任務在未來發展方向，拓展哪些新的增長點，如何為未來發展建立完善的組織機構、企業機制等，厚厚的像壹本大學教材。我不禁想起以前采訪過的國內的企業家，他們也有規劃，但太宏偉，太抽象，什麽趕超壹流、進入五百強、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等等，缺乏具體細致、切實可行的方法和分析數據。而且時間最長的也不過 5 年。像他們這樣壹直做到 2010 年，太遙遠了 ! 誰能想到那時會是什麽樣 !
詹姆士大概看出了我眼中的疑慮，不無憂慮地說：“我在美國以及來中國這 6年，陸續接觸了壹些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有壹個***同特點，就是每考察壹個項目，總要先問多長時間能收到回報。當然，註重回報是必須的，我們也要首先考慮。但不同的是，我們至少要做壹個 5年短期、 10 — 15 年中期、 30 年以上的長期計劃，而妳們中國企業家壹般只做 1 年、 3 年，最長也不超過 5 年的短期計劃，我感到非常驚訝。這怎麽可能呢 ? 企業也像人壹樣，是壹個鮮活的生命體，有壹個累積發展的過程。壹個人要學習積累二十幾年，到 30 來歲才能比較勝任壹項工作，怎麽可能要求企業壹歲就輝煌呢 ? ”
“不過我認為，成功的速度和滅亡的速度是壹樣的。”說著，詹姆士笑了笑，隨手壹指桌上的報紙，“不信我們打個賭，看這些被宣傳報道的企業家， 10 年後還能不能存在。”
我壹伸舌頭，連連搖頭。這個賭我可不敢打。不要說 10 年，5 年前我采訪過的企業，現在大都名存實亡了。誰敢保證他們 10 年後還安然健在 ?
詹姆士寬厚地笑笑：“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不過責任也不全在他們，用妳們自己的話說，是體制問題。好，不談他們了，說說妳自己吧，妳的發展規劃是什麽 ? ”
“我……”我的臉“騰”地壹下紅了。詹姆士似乎比我更吃驚，打了個手勢：“怎麽妳竟然沒有壹個讓自己十年後受益的人生規劃 ? 那妳每天怎麽做事 ? ”
我面帶羞愧地說：“什麽要緊就做什麽。壹天到晚也沒閑著，忙忙碌碌的。”
詹姆士盯著我看了壹會，神色嚴肅地說：“林，我把妳當成朋友，所以要對妳說壹句朋友的話。記住，人生有很多要做的事，但歸納起來只有兩類：壹類是緊要的，壹類是重要的。許多人不成功是因為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眼前的緊要事情上，而無暇去做重要的事。我認為正確的做法是——用 20 ％的時間去處理眼前的緊要事情，而把 80 ％的時間留給未來，去做那些暫時沒有收益但以後會重要的事情。我就是這樣做的，希望妳也這樣。給自己訂壹個 10 年規劃。否則，到時候妳可能會付不起賬單的 ! ”
——從災荒史研究得來的啟示
人類生息繁衍在地球之上，大自然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各種必要的條件。同時，也有降災肆虐的另外壹面。特別是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索取，對生態環境的肆意破壞，極大地加強了自然力量的破壞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然災害正是對人類破壞自然生態的壹種報復和懲罰。可惜的是，自然災害過去之後，人們往往好了瘡疤忘了痛，為了暫時利益、局部利益而肆意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依然到處可見。歷史學家的任務之壹，就是時時喚起人們的歷史記憶，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歷史的經驗教訓。——李文海（摘自《20世紀中國災變圖史》的序言）
從本期開始，本報陸續刊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夏方明先生的關於中國災荒史研究的系列文章。敬請讀者留意。
從“饑荒”進入“災害”
誠如鄧拓先生所言，我國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的四千余年間，“幾乎無年不災，也幾乎無年不荒”，以致近世西歐學者徑直稱之為“饑荒的國度”。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救災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們終於打破了已經延續數千年的“每災必荒”的鐵律，擺脫了令人恐怖的饑荒魔影的籠罩。這的確是值得每壹個中華民族子孫為之驕傲和自豪的偉大成就。
然而長期以來，由於我們的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犧牲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與環境為代價的，結果，它在帶來大量的物質財富的同時，又進壹步加劇了人口、社會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生態危機。其中既有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而產生的可以說是遍及全國的環境汙染災害，也有因人為因素的強烈幹擾致使自然界發生變化而給人類帶來的漸變性災難，如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壞、水資源匱乏以及物種多樣性的減少等。除此之外，大自然本身也會發生相對於人類而言是劇烈的周期性變化，而我們目前恰好處在這種周期性變化的壹個高潮階段，比如地震活躍期、火山活動期、氣候變暖期等。自然的，人為的，各種各樣的災害，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威脅人民生命安全的頭號敵人之壹。我們走出了“饑荒之國”，卻又進入了“災害之國”，或者用時髦壹點的話來概括，就是走進了壹個正在孕育著巨大危機的“風險社會”。
澄清史科，正視歷史
當然，出現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對危機的態度。由於當前的自然災害和環境危機主要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科技發展的凱歌行進的過程而出現的，而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本身的確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抗禦各類災害的能力，這就使得許多人對當下的危機往往不大在意，至多也只是把各種環境問題當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必然產物，是可以通過國民經濟的進壹步發展自然而然就得到解決的，因而對於未來總是保持壹種盲目樂觀的態度。如果有人特意強調上述各類災害的嚴重後果及其未來的強化趨勢，即使不被當作是無稽之談，也會被指摘為“杞人憂天”。有學者甚至從中國歷史文獻記錄的可靠性入手，對“自然災害次數越來越多”的結論提出質疑，以期化解當今的人們對於未來的所謂不必要的“過慮”。事實究竟如何呢？
根據這位學者的論證，所謂“自然災害次數越來越多”實際上是歷史記錄的偏差造成的，而與災害實際發生的次數不相符合。其原因有二：首先是“詳近略遠”。即災害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越近，人們對它的印象越深，災害被記錄的機率越大，災害記錄的次數與災害發生的遠近成反比。例如在無人區發生的災害，無論多麽嚴重，卻不會有多少人註意，而在人口稠密區、政治經濟中心以及大都市，即使很輕微的災害也會引起社會比較廣泛的關註，留下大量的資料。同樣，出現在遠古、上古的災害至多只留下壹些真偽參半的傳說，發生在中古以後的災害的影響也無法與近代相比。其次是歷史資料的缺失，年代越久，留下的記載壹般越少，統計到的災害次數也就越少。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讓人產生了災害的次數越來越多的錯覺。否則，根據目前有關論著的統計，從現代到遠古，朝代越前，災害次數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能說那時沒有災害嗎？”
這樣的分析固然不無道理，但如果我們對中國史料記載的特殊性有所認識，同時將人類活動與災害形成的關系考慮進來，對上述史料記載的真實性就不至於太悲觀，特別是對那些連續性強、資料豐富的地區來說，相反應該更具信心——當然還需要我們更進壹步地挖掘史料。這種特殊性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史料記載的完整性以及清代報災制度的完善性，而恰恰是明清以來的大量統計表明了災害次數不斷增加的趨勢。這樣的分析還存在著另壹個很大的漏洞，即無視甚至誤解了人口增加、生產擴大與災害次數的正比例關系。這就是，隨著歷史上中國人口的不斷增加，人類生產生活區域的成倍擴大，遭受到或記錄下來的災害當然也會相應的增加。同理，從空間分布來說，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區，越是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自然變異成災的機會就越多，災害的次數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區，成災的機會就越少，記錄下來的自然也不多。至於無人區發生的自然變動現象，如果其後果最終沒有波及到人類的話，那就是壹幅大自然的奇觀，而談不上是壹種災害了。
早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竺可楨先生就已經解決了這壹難題。他在當時發表的《直隸地理的環境與水災》壹文中，對17世紀以來的三個世紀直隸水災特多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既不是因為直隸是首都，所以記載特詳，因為17世紀以前直隸同樣是首都，但記錄下來的災害並不多；也不是因為永定河的河道發生了變更，以致泛濫更加頻繁，因為後人對於永定河的治理力度要遠超前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隸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的勃興。因為在宋代以前，直隸省的低窪之處都是澱泊沼澤，尚未開墾，元明以後，以前的沼澤逐漸變成了良田，水災因而隨之增多，“因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災，至此是有水非成災不可。這樣壹來，直隸水災在史籍上的記載，當然也突然增多了。”竺可楨認為，這應該是壹個“比較的最圓滿的解釋”。他雖然沒有提到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作用與災害形成的關系，但他思考問題的方法，畢竟給我們這些後人提供了極其有益的啟示。
多壹點憂患意識
也有學者認為，自然災害在時間上的分布往往是周期性的，因此我們不能以某壹時段的災害狀況來推測未來的發展趨勢。然而如上所述，由於當前的自然災害並不只是自然界本身變動的產物，而是越來越多地攙雜進了人類活動的影響，而後者所引起或加劇的自然環境的變化往往又是壹個逐步累積、不斷擴散的不可逆的過程，所以，災害的周期性變化與災害次數的累積上升趨勢並不矛盾，在當前的情況下，則是交錯在壹起，疊加出壹個並非那麽確定的未來社會。因此，對於這樣的社會，我們與其抱持壹種所謂“不能無憂，亦不必過慮”的“豁達”的態度，還不如老老實實地信守古人的箴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以上是我的答復，已經修改了，我想我會幫到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