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學是“天文學之母”，曾經有壹段長久的時日，它們是壹體的。星象學是最精深的天文學。事實也是如此，也可以說：“頂尖的科學家多是物理學家，頂尖的物理學家多是天文學家，而頂尖的天文學家，終將走入預測未來的星象學領域”。牛頓就是壹個例子。
星象學探討天體對生物與無生物的作用，以及它們對天體影響力的反映，星象學在人類最早期的史料中即有記載。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教授班杜夫和星象學家史坦女士曾指出：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英國科學家牛頓，對星象學有濃厚的興趣。壹七二七年去世的牛頓曾在壹份手稿中，暢談星象學、個人神秘冥想體驗及他對煉金術的研究心得。史坦女士並說：“我希望讓全世界都知道，科學和星象學並無衡突之處。”
天文學是研究距離、光度、重量、速度、運動等等方面的科學，並用望遠鏡等儀器作為的觀測的基礎，因此被視為“客觀”的科學。而星象學則被稱為“主觀”的科學。因此，星象盤的繪制，實際上是屬於“天文學”的範疇：而對出生星象盤所作的判斷或詮釋則是屬於“星象學”的過程。 星象學亦探討星球間的角度以及其角度對人類的影象，“星座”是劃分天象的壹種方式，是以出生月日推算的；“宮位”則是加上出生地再作推算的。研究星象學壹定要了解下列四項的意義和作用：“星座”是劇場，可當做“行動的領域”。“宮位”是舞臺，可當做“行動發生的場所”。“行星”是演員，可當做“行動推展的力量”。“相位”是劇本，可當作“行動推展的正反力量”。“星象學”使我們知道，宇宙間有和諧平衡，每個人都是這個整體的壹小份。因此，妳應該把星象學和行星暗示感應看成是幫妳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壹門學問。當我們清楚地了解自己，我們就會在自己身上發現新的特質，而使我們的生命更能發揮、更有意義且更有建設性。
牛頓是壹位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也是壹位星象學家。他曾預言在他死後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壹七五○年的頭三月內，會發生北極光風暴與倫敦大地震。結果正如他所說，在壹七五○年的二月，發生北極光風暴，接著就是倫敦大大地震，加上時速答壹百英裏的強風，數千人因此而喪生。牛頓的依據是，那時將有日食，月亮在近地點，而且這時候木星也正好接近地球：由此他推論會引起地震以及大氣層的活動。
起初， 在本書中，我們探討“人事星象學”，也就是“人文星象學”。西方所運用的星象學有兩種。壹種是“回歸黃道系統星象學”，它提供行星在各星座中的位置。另壹種為“恒星赤道系統星象學”，它提供星座群的位置。為了明白期間的差異，我們必須區分星座與星座群，兩者有相似的名稱，及易引起初學者的混淆。
大約四千年前，在春分（春季第壹天）的時候，太陽位於白羊座，當時並無此種區別：而到，由於歲差（Precession）與地軸的搖動（章動）的關系，太陽已由白羊座進入雙魚座。
黃道星座乃是沿著壹個我們稱之為黃道的軌道，在太空中所作的劃分。黃道是行星在天空中運行的路線，變成壹條橢圓形的路線。此壹圓圈有三百六十度，十二個星座各分別占據三十度。白羊座是第壹個三十度區域的名字，春分從此處開始。
妳可能會遇到壹些熟知天文學或“恒星系統”星象學的人，他們或許會堅持壹些說法，認為太陽在白羊座的人，應該要改為雙魚座。這些說法，可能會使妳信心因而動搖。
事實上，妳們雙方都對。“恒星赤道系統星象學”(日心系統)與“回歸黃道系統星象學”(地心系統)所依據的是不同的原理，兩者皆有其效用。我們在本書所告訴讀者的是“回歸黃道系統星象學”。
秘傳的星象學鉆研和“三心”，也就是和意識、無意識、超意識有關的星象學。這些是人類到達更文明的階段，就會想進壹步去分析的奧秘地方。
從有歷史歷來，十二星座可以在世界各地無數的教堂和宗教文物中找到記載的資料；文化雖有消長變遷，但十二星座的原則，還是壹直影響著人類。
星象學的歷史背景 壹般人認為星象學是起源於古代的閃族、印歐或中國的河洛民族；星象學首先在巴比倫盛行，接著向東傳到波斯、印度、中國；向西由希臘傳到埃及、羅馬和西班牙等地。星象學是探討“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間關系的科學；所謂“大宇宙”是指布滿了星辰的天空或穹蒼，“小宇宙”指人類和人類的活動。壹般認為星辰是上帝或無形的自然力量和人類間的媒介，上帝借助星辰傳達訊息給他的子民，星辰活動和地球上的動態都有著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天上的星星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我們的心理狀態又影響我們的行為模式，我們的行為模式又造就了我們的命和運。天上的星星和我們的心理狀態是先天的，也就是無可改變的“命”；而我們的行為模式，就是我們後天的“運”。在中古時代，甚至更早以前，人們已經知道在壹定的時間開始固定的活動。當時星象學的責任就是找出時間點。文獻上記載，新的村鎮在動土時，必須請星象學家選定黃道吉時。十三世紀時，意大利的星象學家波那提(Guido Bonati，聖芳濟修會的修道士)，堅持教堂動土必須符合星象通則。更早的在西元四世紀時，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聖基督教，所屬的教堂裏已有“天宮圖”，這個教堂仍存在於伊斯坦堡。
現代人所熟悉的個人星象學或“本命星盤”，在當時並不存在。早期的星象學指在預測整個團體的命運，從行星的位置上推算吉兇何時降臨。
十五、十六世紀時，星象學漸漸為人們所接受。教皇朱利安二世(Pope Julius II)請星象學家推算就職的黃道吉日；教皇保羅三世（Pope Paul III）每次開樞機主教會議時，都請星象學家推算吉時。教皇裏歐十世(Pope Leo X)在羅馬的教會大學裏設立星象學科；巴杜(Padua)、波隆那(Bologna)、巴黎(Paris)的大學裏也研究起星象學。從中世紀到十八世紀間的許多科學、藝術、建築文獻都脫離不了星象學，如果妳想看懂這些文獻，就必須具備星象背景。 到了啟蒙時代，特別是在清教徒的信仰中，星辰不再被認為是上帝和人類間的媒介。在講究理性的現代中，星辰和人間大事的關系更形模糊，因為人類找不到確實而且讓人滿意的答案。天文學家尤其不遺余力的貶斥星象學；他們完全忽略了，壹些重大的天文發現必須歸功於星象學。 我們可以這麽說：科學家是了不起的發明家及發現者，而頂尖的科學家多半是物理學家，而頂尖的物理學家多是天文學家，而頂尖的天文學家幾乎都成為預言家，如牛頓及愛因斯坦等。而這些頂尖的天文學家所理解的“天命”，也僅是星象學家的初步而已。 因為星象學家或哲學家所談的，是“先天不可改變”的七成部分，而科學家或天文學家所談的，僅是“後天的人為可以改變”的三成部分而已，而以“三成的變數”來“評斷七成不變的先天”，是不正確的。
如果地谷．布拉齊(Tycho Brahe)沒有提出精確的星象資料，則開普勒(Jogannes Kepler)不可能完成他的三項法則。兩百年前，人類無法測量電流，在現代卻是輕而易舉的事；也許同樣的，總有壹天，我們必能找到宇宙和地球生命間的關系。
瑞士心理學家容格(arl Gustav Jung)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這層關系，最後提出“大宇宙”和“小宇宙”同步論。所謂“同步論”、“同壹論”，是指宇宙間的事件雖然沒有“因果律”，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卻是彼此相關的。
從此，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投入星象學，因為星象學帶領他們進入人類意識所無法領略的境界，同時進壹步了解人類與其世界的關系。的心理學還沒有進步到這個地步，但和許多現代科學壹樣，心理學在定義清晰的小問題上已經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這些成果是否能形成壹種完整的知識，具體的呈現人類生存的現實，實在值得懷疑。
人到了中年或老年時，生命的問題更不容逃避，此時，星象學發揮了另壹種功能。越來越多的人請教心理分析師，希望能解開這些迷題。心理學家運用十分費時的盤問，希望解開壹個人過去的問題；但有經驗又負責任的星象學家卻利用排出星盤，來幫助當事人了解問題。許多人了解自己的星盤後，都能更了解自己的潛力何在。舉例來說，壹個追求財富與權利的社會，可能缺乏藝術與文化。具有這方面天分的人若了解自己的星盤則必“有助於他們監守崗位，振興時弊，他們不必在覺得自卑，因為只是他們的價值觀不同於時下壹般人”。有人認為，星象學在現代社會中正發揮“連接理性和超理性”、“有限與無限”的重要功能。星象學家可以協助壹個人處理生命的問題，增加對自我的認識。現代熟悉的“本命星盤”旨在預測壹切天地感應和命運，並進而從行星的位置推算吉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