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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曲是怎麽做的

酒曲植物的發現與利用,在酒業生產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根據各民族酒曲來歷的創世史詩和神話傳說,各民族群眾中,發現酒曲的人多是獵人或從事農耕的男性先祖,因此,可以認為,有意識地采集、挖掘能誘導食物酵化成酒的植物,應在母系氏族晚期或父系氏族社會形成以後。

流傳於雲南彜族社會的彜文典籍《萬事萬物的開端》說,彜族祖先色色帕爾從餿飯中悟出了釀酒的道理,但他為尋找酒藥卻獻出了畢生的精力,最終仍沒有獲得成功,後來是他的徒弟火洛尼咎繼續努力,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最後才找到會成酒曲的草本原料及合成辦法。酒曲不是壹朝壹夕由某壹人發現的,而是在漫長的生產實踐中逐步摸索總結出來的。歌謠以極其優美的語言,創造了壹種既艱辛曲折又富有詩情畫意的境界,在歷數發現酒藥的艱難曲折時,表達了對酒的由衷贊美,也揭示了彜族先民們“勞動創造美好、勞動創造生活”的古樸思想觀念。歌謠提出“做酒曲要用十六種草藥”。流傳於雲南祿勸、武定壹帶的彜文古籍《根本·酒藥歌》則認為,做酒曲的草藥***有十二種,並且指出類別,說明制作酒曲的辦法。

我國古代少數民族中流傳著嚼米釀酒法。《魏書·勿吉傳》載:當時的“失韋”人能夠“嚼米醞酒,飲之能醉。”《稗海紀遊》載,臺灣高山族,“其釀酒法,聚男女老幼***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和之。”“嚼米成曲”,是壹種較為落後的酒曲制作方法。

宋元以來,少數民族聚居地雲南的釀酒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尤其水酒的民間釀制飲用已十分普遍。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歷滇,在其《馬可·波羅遊記》中,多次提到雲南釀酒業的生產及消費狀況。這表明,滇中各族群眾對酒曲的利用已達到了很熟練的程度。明代,民間出現了專事酒藥配制的人。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漫遊雲南山水,沿茶馬古道,由今雲南楚雄的南華縣進入大理的祥雲縣境內,“下山過壹村,北向二裏,逾壹坡,又二裏,過壹小海子,其北崗上有數家,曰酒藥村”。酒藥村,其地今已不詳,但以酒曲為村名,可推測當時即開始了壹定規模的酒曲商品化生產。

明清以後,隨著植物醫藥學的發展,少數民族對用以配制酒曲的植物的認識逾加深入,許多民族已能根據釀酒的原料,通過調整酒曲中某種植物成份的比例,來釀制和調配不同品味、不同色澤的酒,以適應不同的飲用要求。

雲南怒江的僳僳族以苦草(即龍膽草)為主要原料配制酒曲,做法是將苦草舂碎捏成團,在甑子裏蒸透,捂在竹筐中數日,發酵後即成酒曲。與僳僳族相同,碧羅雪山、高黎貢山壹帶的怒族也喜飲烈酒,並且較早就掌握了制造優質酒曲的方法。怒族配制酒曲的主料是玉米面和苦草,先把玉米舂成粉狀、把苦草搗碎,將玉米面和苦草粉盛在土鍋中,倒入冷水浸泡壹天壹夜,用泡出的紅色並帶有苦味的水汁把玉米面攪勻成半流體狀,搓成雞蛋大小的藥團,在竹筐鋪上米糠,把藥團分層放在竹筐裏,層與層之間再撒上米糠,以防沾連,最後把竹筐放置在火塘附近,待其發酵後取出用火烘幹即可。承擔以上工作的人,都是怒族婦女。

各少數民族制作酒曲的原料因地域、民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拉祜族把柴胡、香樹皮、香蕉皮、桔子皮、草根、帶辣味的某些植物的稭稈和果實等和在壹起,用鐵鍋炒熟並煮壹夜後,晾幹、舂碎,再摻入老酒藥,藏捂在稻草中,密封發酵即成酒曲。藏族的酒曲另具特色:采用壹種叫“木都子格”的植物,拌以魚、山羊、野牛等動物的膽汁,碾成粉末,再加人面粉和少許涼水捏成餅,用細繩串在壹起,掛在屋墻上,風幹即成。彜族配制酒曲用料最多,所選配料,能根據釀酒的原料、季節以及釀酒人對酒的品味和色澤的偏好,在酒曲原料的選擇、比例和配制程序作適當的調整。彜族配制的土酒曲中常用的成份有:酒藥花、柴桂葉、地門冬、天門冬、馬風頭、黃蜂、小松根、老母豬耳朵草、山蘿蔔、小黃苓、穗呆子花、龍膽草、山薄荷、草烏、辣椒、麥芽、老母豬辣桿、亂頭發、小青草、綠藤、苦草、黃蘿尾、馬鞭稍、山膽參、何首烏、小毛竹、紅地芋、紅天麻、地草果、蜂蜜、蜂包殼、麥面、蕎面、玉米面。也有少數民族對酒曲的認識與利用起步較晚。如深居深山老林的拉祜族苦聰人雖然有長期的釀酒歷史,但卻不能配制酒曲,直到本世紀50年代,仍靠交換關系,用獸皮、熊膽、野三七等林產品向周邊的漢族、哈尼族換取酒曲,酒曲也因稀缺而成為苦聰人生活中的貴重物品,甚至在祭祖敬神時也用酒曲表達心意。這種狀況,是各民族間發展不平衡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