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石刻的研究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以往對石刻的研究，主要著重於對歷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編輯目錄、對有關信息的記錄、石刻文字辨識與內容考證等幾個方面。在宋代已經興起的中國金石學，就是以歷代石刻作為主要的收藏與研究對象。就現在可以見到的古籍來看，從宋代以來，產生了近千種有關石刻的專門著錄，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資料。而在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後，科學發掘與考古學研究方法的運用，給石刻研究開拓了新的途徑。即註重石刻類型的研究，通過石刻類型的歸納來更好地解讀石刻文字內容，並且通過研究各種石刻類型的產生與變化過程來揭示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使傳統的石刻研究出現了新氣象。近代以來，在科學考古發掘與調查中獲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資料，有助於我們完成上述的研究課題。有關中國石刻的新發現，我在壹本小書《二十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古代石刻》中有過比較全面的介紹，可以參考。中國古代的石刻產生與發展的過程，概括地講，應該是從原始的實用性石刻向墓葬紀念性石刻演化，東漢時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國古代石刻發展的第壹個高潮，形成了壹些基本的石刻類型，如碑、摩崖、墓誌、闕、柱等，從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國使用的基礎。而後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為代表的宗教石刻產生，又形成了壹些新的帶有外來文化因素的石刻類型，如造像、浮圖（塔）、經幢、刻經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間形成了中國古代石刻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在此後，已經定型的各種石刻類型壹直沿用到近代。這壹過程，可以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加以證實。
特別是在考古發現中有關早期石刻類型的重要發現，對於全面了解石刻類型的形成與演化具有重要的價值。值得註意的是：與西方幾個文明古國相比，中國古代文字石刻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亞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兩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區都有公元前壹兩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國古代專門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後才開始出現。這就給我們如何認識中國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壹個重大的疑問，即中國古代石刻的產生是否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要正確認識這壹問題，就必須對中國古代石刻的基本類型及其形成過程做出科學的分析。我們在這裏試著將中國古代石刻的主要類型及其形成演化的過程作壹個簡要的分析介紹。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塊上的，可能是春秋時期的產物。它們或者是在壹塊獨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將天然的石塊略加表面處理後進行雕刻。中國古代將這樣的石刻叫做“碣”。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態。
在山崖上直接刻寫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國古代稱之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壹般是在山崖中選擇壹片比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漢代以後，有時也在山崖上進行整修，開鑿出壹片規整的平面來，甚至有些摩崖還開鑿成壹個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銘。保留至今的漢代石刻中，有很多著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陜西漢中的東漢永平六年漢中太守鄐君開褒斜道記，建和二年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壽元年右扶風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肅成縣的建寧五年李翕析裏橋郙閣頌，在新疆阿克蘇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等。漢代以後，摩崖仍然是壹種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著名的風景勝地、寺廟和古代文化遺跡附近，形成了豐富的文化景觀。其中有大量的題名、詩詞、遊記、摩崖刻經、摩崖造像等。象山東掖縣的北齊雲峰山題刻，湖南祁陽的唐大歷六年大唐中興頌，福建南安縣九日山的祈風題記，重慶涪陵等地的長江石魚題刻等。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資料來講，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這樣的紀念石刻在中國古代出現，最早也是西漢晚期的事。在西漢晚期和東漢時期，石刻開始大量出現，並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藝也非常成熟。促成這壹變化的應該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見，石刻運用得最廣泛的，還是在喪葬建築之中。所以，中國古代喪葬制度的變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國風行開來的壹個根本因素。
就現在所見，在西漢時期，文字石刻還主要限於實用性的場合，如黃腸石、地界石、紀事刻石等。但是也是從西漢時起，石材與治石技藝在墓葬中的使用達到了空前的盛況。近年發現的河北滿城西漢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漢梁王陵、江蘇徐州西漢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巖中開鑿出來的。它們規模宏大，建造時的石材加工技術十分成熟。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看到在山巖中開鑿陵墓與用石材建築墓室的做法在西漢時已經十分普遍。在山東壹帶，西漢時期已經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畫像的石槨墓，有了麃孝禹刻石這樣的小型碑刻。這些表現著中原葬制的壹個根本性變化，表明了人們希望彰顯自身聲名，祈求不朽的意識。它推動了墓葬石刻由實用向紀念性的轉化，從而出現了用以標誌墓葬的墓碑。此外，我們推測，石刻的大量使用與文字碑石的出現還可能與漢武帝通西域後西亞北非壹帶的文化因素傳入中國有壹定關系。
中國的碑在東漢時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壹件長方形的豎石，下部另接底座。頂部的形狀壹般加工成圓形、三角形或者平頂。這些外形與西亞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國金石學中習慣稱為：圓首、圭首和平首。以後碑首增加有盤龍紋飾，並逐漸形成壹種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龍首。後來發展到將螭龍首單獨刻成壹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長方形的石座演變成龜形、須彌座形等精美的形狀。這是中國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間多有穿孔。學者多根據《禮記》等古文獻的記載認為碑的形制來源於中國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轆轤座和宗廟前樹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寫銘文。是樹立碑石的主要目的。壹般在碑正面刻寫銘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中把它專門定為壹種文體，叫做“碑銘”。如果內容比較多，還會在背面以及側面刻寫文字。但是這些位置刻寫的文字大多是題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據碑石上的內容，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的碑石大致分為以下幾類：墓碑、功德碑、記事碑、經典刻碑、造像碑、圖碑、題名碑等。
墓碑是專門樹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標明墓葬的主人，頌揚他的壹生事跡。它是中國古代墓葬建築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東漢時期，已經基本形成了在墓葬塋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築的制度。根據《水經註》裏對漢代陵園的記載，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鮮於璜墓碑、幽州書佐石闕等漢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況，可以推測：在漢代，中上等級人士的墓葬中，壹般采用建築享堂壹座、墓碑壹座、墓闕壹對、神道柱壹對（及神道碑壹對）這樣的建築組合。這也形成了石闕、石祠堂與石柱等具有實用建築意義與紀念意義的幾種古代石刻類型。墓闕是漢代陵園建築中的大門。現在在四川、山東、河南、北京等地還發現有漢代的墓闕。特別是四川的多座漢闕，保存得最為完好，如雅安的高頤闕。河南登封的少室闕等保存得也不錯。現存的漢闕壹般高4——6 米，用石塊壘砌。左右各壹座，相對樹立。闕分基座、闕身與闕頂幾部分，闕頂雖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築的鬥拱屋頂形式，華麗莊重，往往在闕身上刻畫圖象。圖象的內容有神話、歷史故事和各種紋飾。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闕、啟母闕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畫。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陽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東漢幽州書佐神道柱等。漢代與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壹根刻有瓜棱紋的圓柱和柱頂的壹個長方形碑面。以後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與通稱為華表的望柱合為壹體。碑具有很大的實用性，出現並定型以後，很快就被社會各界廣泛地使用開來，賦予它多種用途，如記功頌德、詔書告示、文書契約、書籍範本、記事等，成為古代中國最主要的壹種石刻類型，也是最重要的紀念性建築。
功德碑是專門歌頌古代帝王、官員、功臣、神靈、以及孝子節婦等人倫典範的紀念性碑刻。記事碑的內容比較豐富，涉及古代社會的各個實用方面，記錄的內容有詔書、公文、契約、協議、合同、詩詞、記事文章等等。經典刻碑是專門刻寫古代經書典籍的碑石。形狀與通常使用的碑石壹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組排列，順序刻寫壹部或多部經書。在印刷術產生之前，刻寫石經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經文的標準本，供人們對照、臨摹與傳播。最早的壹部石經是東漢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經，刻寫了中國儒家尊崇的經典七種，就是：《周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這些碑石現在已經全部毀壞，僅剩下壹些殘石。漢代以下的各個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經的習慣。魏、五代時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經。其中唐代刻寫的12 種經籍與清代刻寫的十三經至今還保存完好。圖碑指在碑面上繪制各種圖表的碑石。例如繪制天文圖、地圖、河流圖、風景畫、世代表以及壹些著名畫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圖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歷史時期。現存最古老的圖碑是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圖、天文圖、紹定二年平江圖和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阜昌七年華夷圖、禹跡圖等。題名碑是以記錄人物姓名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樹立的專門記錄官員姓名的題名碑。如唐開元十壹年刻立的禦史臺精舍碑，記錄了曾任禦史官員的姓名。唐郎官題名石柱也是類似的題名石刻。
中國古代石刻裏另外壹種重要的類型就是墓誌。中國古代的墓誌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傳世的古代墓誌材料大多是被盜掘出來的。清代末年以前，所著錄的墓誌數量還比較少。隨著近代 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陸續有大量各朝代的墓誌出土，估計可達萬件以上，使得墓誌成為現存中國古代石刻中數量最大、文字內容最多的壹個門類。以前對於中國古代墓誌產生的時間有過多種推測，提出西漢產生墓誌、東漢產生墓誌，……壹直到南朝出現墓誌的種種說法。實際上，中國墓誌的產生是壹個逐漸演變的長期
過程。它與碑的突然出現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夠證明這壹點。在古代中國，應該是首先產生標誌墓葬的思想與習俗，然後才在長期的演進中，將用於標誌墓葬的器物經過多次變化，最後定型為長期使用的中國墓誌的。
在西漢末年，首先是在畫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現了刻有墓主官職姓名與葬年等字樣的題記。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國天鳳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馮孺人畫像石題記：“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歲不發。”它刻於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陜西綏德出土的東漢“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畫像石題記，刻於墓中主室後壁立石上。這些題記作為畫像石的附屬題銘出現，並不是主要作為墓誌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是它卻是在墓中較早出現的成篇石刻銘文，開創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質文字銘刻的先例。根據在山東鄒城、滕州等地的漢代石棺槨出土情況，在西漢中晚期已經大量使用石棺槨了。古代文獻中記錄有漢代使用柩銘的事例。《漢書?薛宣傳》雲：“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太平禦覽》卷五五二引《博物誌》雲：“漢滕公薨，公卿送至東都門。四馬悲鳴，掊地不行。於蹄下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見白日，籲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漢代已經有了在棺柩上刻寫柩銘的習慣。現存實物中有在四川蘆山出土的東漢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暉石棺，棺首刻有婦人掩門的畫像，右側刻寫銘文，就反映了漢代的柩銘原狀。《隸續》卷二十中還記載了漢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壽槨題字。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銘。需要註意的是，雖然柩銘與墓誌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器物，但是晉代的壹些柩銘卻改變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壹塊單獨的小型碑石，雖然它的銘文中仍然是稱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與棺柩並沒有什麽直接關系，外形也向墓碑與墓誌靠攏。以至在以前的金石著錄中，人們也將它們作為墓誌壹類看待。例如晉元康六年（296 年）賈充妻郭槐柩銘，外形象壹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寬0。312 米，與同時期的另壹件晉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雖然自銘為墓碑，但卻出土於墓中，應該也是作為墓誌使用的。又如安徽壽縣出土的晉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蔣之神柩，同樣是刻成小碑形。洛陽古代藝術館收藏的晉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壹日裴祗柩銘也是壹件單獨的刻石。此外，晉元康八年（298 年）魏雛柩銘是壹件附有兩個小石柱的磚銘，高0。455，寬0。21 米。它們都與後來的墓誌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認為是墓誌壹類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東漢時期埋設在墓中的石刻文字還有些自稱為墓門、封記等。其內容也比較復雜。馬衡在《石刻》壹文中介紹了壹件西漢左表墓門，並且認為“前面說的左表墓門把死者官職姓名和年月詳細記載，就是墓誌的用意。”這些墓門應該是指磚室墓或者畫像石墓的石制墓門。在上面刻字的現象並不是很多見，可能還沒有形成風氣。墓記（又稱封記）則和墓磚銘壹樣，是與墓誌相近的石刻。金石著錄中記載的傳世品有東漢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等。這些墓記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磚刻寫而成，如1929 年在洛陽北郊王窯村出土的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刻於紅砂巖上，據郭玉堂當時所見，“似黃腸石，字刻石端。”收購者“剖取其刻字壹端，而棄其余。”現存石長0。46，寬0。585 米，石面經琢磨，仍存鑿痕。黃展嶽指出：“王窯村壹帶系東漢帝陵區，曾多次發現黃腸石和黃腸石刻，馬姜墓石為黃腸石無疑，馬姜墓應是黃腸石墓。此墓石原來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顯部位。”墓記表現出專門用於紀念的禮儀作用。文字體例內容與後代正式定型的墓誌十分相似。所以這些墓記可能就是最早的墓誌。
在這裏我們需要再提壹下漢代的畫像石祠堂題記，如山東嘉祥宋山安國石祠題記、蒼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題記等。如果把它們聯系起來，應該得出壹條由墓上祠堂畫像石題記到墓中畫像石題記或墓室題記，再到墓記的演變脈絡。如果此推測不誤，那麽，祠堂畫像石題記對墓誌的形成也應該起過壹定的作用。
綜合以上介紹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在秦漢時期的喪葬禮儀中，存在著用不同形式標誌出墓主的習俗。這種標誌墓葬的習俗與墓葬形制的改變，促使人們不斷改進標誌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堅固持久，更加富有紀念性。墓誌就是在這樣的改進中逐漸形成的。只是它在漢代的墓葬中還沒有形成統壹的壹種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現了名目眾多，形制各異的柩銘、墓門、封記、墓記等多種石制品與磚制品。這是正式定型的墓誌出現的前聲。晉代開始把小碑形狀的墓誌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國時期，這種墓中的碑形墓誌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肅武威趙家磨村出土了壹件比較罕見的前涼墓誌。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寬0.265 米，厚0.05米。園首。碑額處題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壹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華墓表。梁舒的官職為“中郎中督護公國中尉晉昌太守”。近年來，陜西鹹陽市渭城區密店鎮東北原又出土了壹件十六國時期的後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呂他墓表，原石形狀也是帶碑座的園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來樹立在墓室中。碑額中央刻寫著兩個字：“墓表。”對照晉代墓葬中的情況，很明顯，這種習俗應該是沿襲了晉代的喪葬制度。由此可見，晉代時，在地位較高的官員墓中樹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壹定的制度，並且往往把這種小碑稱作墓表。墓誌這種稱呼在當時還沒有出現。最早出現“墓誌”這壹名稱的是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劉懷民墓誌。就現有墓誌材料來看，有蓋的石制墓誌大約出現在北魏孝文帝遷洛以後。現知最早的有蓋墓誌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誌。這種形制在墓誌中占了主要地位，墓誌的文體這時候也基本定型，並沿用了壹千多年。
此外，中國古代石刻材料中相當大的壹部分是實用性的建築物構件或單獨的建築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礎、石牌坊、石香爐、石柱、石人、石獸，象漢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漢代石人、十六國時期的柱礎、清代河南南陽山陜會館牌坊等。它們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壹部分，但是它們上面壹般很少刻寫銘文。
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佛教藝術的傳入，帶來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藝與新的石刻適用範圍，產生了壹大批新的石刻類型。其中直接服務於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與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經、經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銘以及寺廟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類型都有自己獨特的外形形制，其銘文也有壹定的文體格式。中國早期佛教原來被認為是從西域信奉佛教的龜茲等古國經陸路傳入。現在隨著新的考古資料被發現，有了新的認識：佛教傳入中原，可能在漢代有過多種渠道。江蘇連雲港發現的漢代孔望山畫像，裏面有些畫面被確認為佛教的涅般圖和佛像。說明佛教有可能通過海路傳入。四川樂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漢代銅樹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現了東漢時期佛教在四川的傳播情況。這些影響，又可能是從南亞地區陸路（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身毒道）傳播過來的。這些漢代的石刻圖象應該是中國現有的最早的佛教圖象。
而在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亞地區開鑿石窟寺與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風氣經西域傳入中原。興起了佛教造像的熱潮。從這時起，在中原各地興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薩弟子像與其他紋飾裝飾起來的石窟。著名的雲崗、麥積山、炳靈寺、龍門、響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寶。在不適宜開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單尊的石造像與造像碑。附著於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題記，如河南龍門石窟的大量造像題記就是重要的石刻資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時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壹種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國漢代以來形成的碑的形制來雕刻佛像以及供養人畫像的。造像碑上開鑿小型的佛龕，裏面雕刻佛與菩薩、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開龕，有些是兩面開龕或壹面開龕。龕下往往雕刻香爐、護法獅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線刻大量供養人的畫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長篇的造像題記或發願文。還有壹些造像碑的題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層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這種碑上壹般沒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時期，還出現過另壹種具有功德性質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與甘肅西部發現的壹批北涼時期制品。這些石塔大多出土於古代寺廟遺址，可能是當時僧人修禪時放在面前觀像用的。這些石塔上面刻寫有佛教經文，如《增壹阿含經》、《佛說十二因緣經》等。北朝時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層樓閣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經文。大約從初唐開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風氣興盛起來。這時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帶有發願文、題記與佛經經文等，在發願文中自稱為石浮屠（浮圖）。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發現。
經幢是在唐代初期興起的壹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壹種法物——幢。幢原來是用絲帛制作的裝飾品，形似傘蓋，頂端裝有如意寶珠。石經幢的主體是壹根刻有經咒的石柱，上有石雕傘蓋與寶珠。根據現有文物，具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石經幢是陜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佛教經幢上面主要刻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晚唐時期起，經幢逐漸由單層變成多層，底部有須彌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規模宏偉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趙縣的宋代經幢。
刻經是佛教石刻中數量最大的成分。現在能見到最早的石刻佛經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潤等造不增不減經。北齊時期，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間刻經的風氣很盛。如著名的泰山經石峪刻金剛經、山西風峪華嚴經、河北邯鄲北響堂寺涅般經、山東鄒縣四山刻經等。幾年前，在山東東平縣大洪山上新發現的北齊刻經與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註意。從隋代開始，由靜琬法師倡導，在北京房山雲居寺進行了佛教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壹項刻經工程。這項工程持續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壹***刻寫有14620 件石刻經版，還有420 件殘經版和各種碑銘82 件。總***刻寫佛經1100 多種，3500 余卷。限於篇幅，這裏僅簡單地介紹了古代石刻的基本類型，有關它們的形成過程還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希望能在以後做進壹步的研究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