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安先生為曾國藩所編的《鳴原堂論文》寫了壹篇後序，短短數百字，縱論三代以來文運之興衰，並及曾文正公文字事業：壹是曾公奏疏“佳篇傳播人間，士大夫多能舉其詞”；二是所選《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刊行於世；其三就是所編訂的《鳴原堂論文》了，雖“卷帙不多，蓋猶黃河之濫觴耳。然茍循河而東，乘秋水、駕巨筏以望於北海，洋洋乎包天地而含古今，豈不更為宇宙大觀也哉！”可謂善序者也。
王定安先生的《後序》中，引用了曾國藩關於奏疏寫作的壹段論述：“必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實有諸己，而後獻諸君，又必熟於前代事跡，本朝掌故，乃為典雅。”王定安先生認為這段論述“斯言盡之矣！”對於公文寫作來說，這段話實在是浹髓淪膚，斯言盡之矣！
首先說“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說到底，文章是壹個人學識、修養的體現，讀書學道有得的人不壹定能寫出錦繡文章來，但要寫出錦繡文章來，卻非讀書學道有得之人所不能。無論是清貧的學生時代，還是悠遊的京官生涯，甚至在戎馬倥傯之際與總督江南、直隸之時，曾氏壹生黽勉致力於讀書學道，幾乎不曾稍歇。這樣的學識，無疑為曾氏寫出佳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曾氏為晚晴著名的理學家、古文大家，其學問可謂廣大，正如曾國藩的好友歐陽兆熊曾說，“文正壹生凡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註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事務，復而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鹹豐七年，至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以為然。左恪靖（左宗棠）於駱文忠（駱秉章）幕中肆口詆毀，壹時嘩然和之。文正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予薦曹鏡初診之，言其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蓋欲以黃老諷之也……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由翰林詞賦到義理之學，由會通漢宋到不廢申韓到兼修黃老，自然不是壹篇千字小文可以說清楚的。雖如此，曾氏的壹篇日記卻可以讓我們窺其梗概。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壹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竅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日《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為有本之學乎？”
以上所列，幾乎囊括了曾氏當時所能接觸的所有知識門類。現時代的知識積累遠遠超過曾的時代，我輩視曾文正公，相差又難以道裏計，因此不能要求我等刀筆小吏了解當今時代所有的學科門類，但我們總應誌存高遠，於哲學、經濟、歷史、文學、法律、政治諸學科多加涉獵，盡可能地讀書學道，以期深造有得！
其次說說“熟於前代事跡，本朝掌故”。曾國藩早年從事帖括之學，即讀教科書準備科舉考試，道光十四年中舉，十壹月進京會試，當年的乙未科會試雖未考取，但京城的人物文教卻讓曾國藩這個湖南伢子眼界大開，遂“留京師讀書，研窮經史”。道光十六年的丙申恩科，會試又未考中，曾國藩離京作江南之遊，盤纏是向同鄉所借。當他走到金陵的時候，把借來的盤纏悉數用於購買了壹套廿三史，“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戶庭者幾壹年”（《年譜》）。由此開端，曾氏壹生勤於讀史，於《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用力尤勤，他主張“經濟無非讀史”，就是說經世致民之道均包含在史部之學裏面了。
道光二十年，時年三十歲的曾國藩正式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京官生活，從翰林到卿貳，其與名士清流交遊，往復討論，以實學相砥礪，勇猛精進，及至名望漸崇，仍好學不倦。“其於朝章國故，如《會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又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為《曾氏家訓長編》……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堤各事，抄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為六卷……。又采國史列傳及先輩文集中誌狀之屬，分門編錄……”（《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