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箋做《毛詩箋》以上已有作答。
《毛詩箋》是結合三家詩派為《毛傳》作解，而《毛傳》則是為最初的詩經作解。
至於何休做《公羊傳》：
請參考：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壹部典籍，其起迄年代與《春秋》壹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後世註釋《公羊傳》的書籍主要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因而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公羊傳》的註解，而《公羊傳》又是《春秋》的註解。
所以說何休何毛箋其實是分別間接為《春秋》和《詩經》做了註解，而梅堯臣不屑，認為歐陽修之作更值得壹推。但實際上，既然以何與毛之作來於醉翁相比，卻從反面肯定了這兩位的學術地位。
以下或可做壹參考：
代歐陽修生活在經學史上漢學向宋學的轉變時期，他和同時的學者壹起，在治經中秉持信經疑傳的態度，認為“正經首虞夏，偽說起秦漢”（《讀書》），提出“先儒註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先公事跡》）的治經原則。梅堯臣曾經記錄他的治學情況雲：“問傳輕何學，言詩詆鄭箋。”（《代書寄歐陽永叔》）對於何休傳《公羊》和鄭玄箋《詩經》，表達了極大的蔑視。歐陽修治經的代表著作，則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六卷等。前者可以確定撰寫於慶歷以前，據《易·系辭》以下六篇立說抵牾不合、行文上冠以“子曰”以及先秦史籍征引諸證，推定“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壹人之辭”，否定了此部分出自孔子所撰的說法，斷為後儒講義的叢薈。歐陽修研治《詩經》，首先即認為《詩序》並非子夏所作，進而批評毛、鄭以來對於《詩序》的解說。在其他論著中，他對《周禮》、《禮記》、《春秋》等也都有所質疑。《四庫全書總目》卷壹五九《詩本義》提要認為：“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肯定歐陽修在宋學形成過程中的開創之功。今人楊新勛著《宋代疑經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3月）也認為歐陽修“疑經與其復興儒學的思想相表裏”，“他復興的儒學是壹種新儒學”。這種新儒學的解經態度，在《詩本義》中得到貫徹。裴普賢先生《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東大圖書公司，1981年7月）中《〈詩本義〉研求詩人本誌的方法的探討》，特別引出批評漢儒解《關雎》的壹節，歸納為“這就是以不近人情來辨毛、鄭之失”，又引解《出車》篇雲：“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壹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以人情常理為解詩原則，是歐陽修治《詩》的準則，其實也是宋學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