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壹樣，從小被教養成壹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註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采訪的對象，她壹九四七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樹人，筆名魯迅。
朱安還在世的時候，魯迅和他身邊的人視她為壹份無法推辭的饋贈，是他苦惱的來源。朱安死後幾十年，國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學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則成了禁區，直到近十多年才漸漸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緒四年（公元壹八七八年），紹興城壹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她雖然生於王朝的末世，但在那個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紹興仍然相信，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壹可靠而又可行的。
盡管女孩子沒有機會經歷拜師入學這壹道人生分水嶺，卻另有壹份儀式等候著她們。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壹天被帶進壹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壹盆暖水中。過了壹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只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壹層壹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壹個是例外的。
訂 親
壹八九九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來；當時她已是個二十壹歲的“老姑娘”了。議婚的對象是壹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壹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壹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據。但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戶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壹九○壹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周樹人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壹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壹份光榮。
周樹人在壹九○二年三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壹直逗留到壹九○九年。他如此壹去不歸，實在令朱家憂心忡忡。而他赴日後不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壹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壹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壹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采取什麽行動。壹九○三年周樹人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成 婚
紹興有句諺語：“養女不過二十六。”周家體會到拖延婚事實在於理不合，終於定下成婚的日子：壹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會從日本專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會接到虛報母親急病的電報，被騙回來。周家到底有沒有想過，如果魯迅不歸，又怎麽辦呢？其實這也不是個難題：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來就是慣用的招數。
朱安除了做出壹般準備外，也沒有忘記新郎對小腳的厭惡，因此造了壹雙大腳繡花鞋，鞋頭填滿了棉花，好在婚禮上穿。朱安穿上這雙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來，大家不斷告訴她沒有男人會娶壹個大腳妻子。世界真的變了。
雖說新郎是個放洋留學的新人物，但婚禮還是依照傳統風俗進行，大紅花轎、媒婆、吹打樂手和陪嫁娘壹個不少。新郎穿著傳統禮服，甚至裝上假辮，這壹切是否可以讓朱安定下心來呢？假如她希望有個好兆頭，現實卻適得其反：她壹腳踏出花轎的時候，壹只鞋松脫了，揭露了偽裝。紹興風俗認為新娘掉了鞋是個不吉的兆頭。捱過了婚禮的繁文縟節，朱安終於進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壹片靜寂，只聽到翻書的聲音。朱安坐著呆等，因為新娘是不能首先開口說話的，而新郎決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後第二天，朱安按照傳統由新郎陪伴著回門，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雖然他們沒有圓房，但完成了婚禮所有的儀式，因此他們的婚姻作為壹份社會契約是完整的。不過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對她的態度會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後第二個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親房間裏去，三天後他就離開紹興，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離開了富裕的娘家，變成景況拮據的周家媳婦。作為小安的媳婦，她有兩份職責，壹是延續香火，二是操持家務，她既然無法完成第壹項，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項裏。既然她是小輩中惟壹的媳婦，家務的擔子自然不輕，而大家也認為她是個稱職的主婦。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對朱安來說是個熟悉的環境，她性格和順，與人相處並不困難，婆婆魯瑞對她十分喜愛。
壹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壹點光明，因為她的丈夫終於決定回國了。周樹人回國主要是為了經濟問題：周家實在需要壹份穩定的收入，而他作為長孫，總得挑起這擔子。不過魯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讓兒子和媳婦重聚。周樹人在杭州找到壹份教職，本來有不少機會回家，但他並不如此，而每次短暫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說話，更不進她的房間。壹九壹○年夏天，情況變得更壞了。魯迅回到紹興教書，學堂離家不過幾十分鐘路程，而他決定住在學校。
但與此同時，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變。壹九壹壹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帶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紹興，朱安壹輩子頭壹次接觸外國人，頭壹次體會到丈夫進出自如的另壹個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這壹點也讓朱安感受到，她從小奉為金科玉律的禮教傳統，已經權威大減了。
這時外間世界正經歷壹場巨變：壹九壹壹年十月，滿清王朝崩潰了。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周樹人得到壹份教育部的工作。雖然他因此又要離家遠去，但這對周家來說卻是件喜事，因為樹人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在復興家業方面邁進了壹步。他在壹九壹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與教育部壹起遷往北京。男人因為經商或做官而居於外地，是紹興常見的模式，因此樹人離家反而減輕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壓力。
這時朱安有壹塊心頭大石：她已近中年，無兒無女，不管作為主婦如何稱職，作為周家的媳婦卻未完成任務。壹九壹四年十壹月，她回娘家探親時寫了壹封信給在北京的丈夫，建議他納妾，壹來生活有人照應，二來也希望能生下壹男半女。雖說朱安的建議在當時是個社會常規，但她發出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氣，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還請自己的兄弟幫忙寫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樹人更強的反感，除了在日記中斥之為“頗謬”，就沒有回信。事實上，朱安和丈夫婚後長期分隔兩地，從沒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來往信件中轉達。雖說這在當時傳統家庭是正常現象，但周樹人此時卻和弟婦羽太信子有頻密的書信往還。對朱安來說，她熟悉的世界出現了壹個斷層，讓她覺得愈來愈難以理解。
壹九壹九年魯迅決定舉家移居北京時，朱安的去留並不是個疑問：她作為周家壹份子地位是鞏固的。她知道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無後會之期，所以與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離開紹興當天，她的胞妹在碼頭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對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在這個地方連語言也說不通，而離開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環境裏，她變得孤立無援。主持北京八道灣家務的是羽太信子，和紹興相比，北京為壹個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機會和社會關系。在朱安的生活裏，魯瑞是惟壹不變的壹環。
遷居北京後，朱安才第壹次接觸到丈夫的工作、生活，雖然只能旁觀，但她也明白魯迅已是個頗有名氣的人物。壹九壹二年周樹人到北京時只是個政府小官員，但壹九壹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家中訪客川流不息。在這個新世界，朱安是個外人，雖然年輕人稱她為“師母”，但他們都知道魯迅和她的實際婚姻關系。雖然這樣，魯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對朱安仍算很客氣，除了婆婆對自己的喜愛外，這是朱安惟壹的安慰。雖然她知道自己無足輕重，但這個家庭始終有她的壹個席位。
朱安這份安全感終於毀於壹夜之間。壹九二三年七月，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決裂，魯迅被迫遷出八道灣。周家的家庭組織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動搖了：魯迅給她兩個選擇，壹是留在八道灣，壹是回紹興娘家。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只會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憑什麽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紹興，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以後日子就很難過了。朱安提出另壹條出路：魯迅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對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沒有太大的幻想，但在當時的社會，壹個舊式女人離開丈夫是極不名譽的事，這壹點魯迅也了解。
壹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遷進磚塔胡同壹家紹興同鄉的房子暫住。幾個星期後，魯迅肺病發作，病情嚴重，只能食流質食物。接下來壹個多月，朱安竭盡所能地照顧丈夫。她當然感到憂心，但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壹段時日，因為經過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終於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成了他身邊惟壹照顧他的人。魯迅臥病壹個多月，不會看不出朱安對他的悉心照料。雖然兩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魯迅日間用朱安的臥室作為書房，也算是打破了過去楚河漢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進入魯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壹切都小心翼翼。魯迅曾經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運動，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兩個女孩獨自練習時，她就站在後面跟著做動作，因為她想孩子們總不會挑剔她。但她錯了：兩個女孩看見她吃力地擺動小腳，在旁竊笑。
對魯迅和他的追隨者而言，朱安代表著中國落伍、無望的壹代，誰也沒想過她不斷衡量自己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嘗試了解身邊的新世界，而且對魯迅的性格和他與許廣平的關系做出非常準確的結論。正因如此，她沒有提到自己作為發妻的身份，因為她知道世界改變了。
壹九三○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他們寄了壹張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後表現出關懷和友善的態度。壹般魯迅傳記作者都說這是她迷信的表現，認為有了男丁承繼香火，她死後也會有人拜祭她。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現實，而且她的性格壹向和順：事已至此，為什麽要制造更多的不協調和不愉快呢？因此當許羨蘇在壹九三壹年離開北京前夕，把壹大包與魯迅的通信交給朱安時，朱安實在不知所措。許羨蘇和魯迅的關系曾經非常密切，而目不識丁的朱安只能猜測書信的內容，也不清楚許羨蘇為什麽要把信交給她。她無法預測如果把信寄往上海，會引起什麽後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裏。魯迅死後，她更感到這些信難以處置，因此可能在魯迅死後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毀了。無論如何，許羨蘇與魯迅的通信已無跡可尋。
晚 年
壹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傳到北京。對朱安來說，噩耗來得實在突然，因為壹個星期前還收到信說魯迅病情已好轉。不過朱安早已習慣接受命運給她的打擊：她在客廳的飯桌上擺上魯迅喜愛的幾味小菜，燃點香燭。接著幾天，致哀的客人絡繹而來，新聞記者亦上門采訪。當壹切紛擾沈寂下來後，朱安就要面對家用不足的事實。周作人只肯負責魯瑞部分開支，許廣平偶然匯款接濟，但始終無法應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了。
壹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魯瑞逝世，臨終時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養費遺留給朱安。作人為母親安排了盛大的葬禮，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並沒有支援寡嫂；同時許廣平在上海被捕入獄，匯款也中斷了。體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對經濟困境，到壹九四四年已欠債數千元。這時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藏書，換取度日之資。這個消息傳到上海，馬上引起快速反應，魯迅兩名追隨者趕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們到達周家時，朱安正在吃午飯：幾塊腌蘿蔔伴著半碗稀粥。她推開碗筷，站起來接待，客人卻開口就責備她賣掉魯迅遺產。這是朱安惟壹壹次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她說：“妳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壹部分，妳們想過我嗎？”
經過商議後，他們答應每個月從上海匯壹筆數目不大的生活費給朱安，加上她把幾個房間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強可以度日。壹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因為周作人被判為漢奸，八道灣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魯迅的舊友和學生幫忙下，盡力爭取屬於魯迅和建人的八道灣業權。自從魯瑞死後，朱安開始與許廣平直接通信。壹九四六年，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藏書及其他物品，兩人同住在魯迅舊居壹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間，但由於她壹向不善表達感情，所以只是在許廣平回到上海之後，才寫信告訴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況愈下，在壹九四七年三月簽署了有關魯迅遺產及著作權的文件，把權益全部轉移給周海嬰。
壹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雖然她到最後身體已非常衰弱，但腦筋仍然很清醒，後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單。她的遺願是葬在上海魯迅墓旁，這當然未能如願；她的葬禮按許廣平的意思舉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尾 聲
朱安可以說是個時代的典型。雖然社會規範的劇變令她無所適從，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終保留著壹份尊嚴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擊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壹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觀去做人處世。同時，她對於把她摒棄的新世界也達到壹份了解。朱安死前說到她和魯迅及許廣平的關系，充分顯示她的思想並不如壹般人想象的那麽單純：
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她的確是個好人。
朱安自幼身體飽受摧殘，婚後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對經濟困難，壹生不可謂不淒苦，但她卻從沒有遷怨於旁人，光是這壹點，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壹九二四年五月底，魯迅和朱安搬進魯迅買來的西三條小四合院，和魯瑞同住。壹切又回到舊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務後，坐在婆婆身邊，抽幾口水煙，聽他們母子閑話家常。雖然家裏有傭人，但朱安仍然親自下廚，除了因為魯瑞喜歡她的廚藝外，這也是她照顧丈夫的壹點辦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廳與訪客應接，所以只有從廚房送出佳肴，算是盡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機
壹九二五年春天，魯迅家的訪客中出現了壹張新面孔：許廣平。她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壹個學生領袖，自三月起和魯迅開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頭壹次到魯迅家探訪。從仲春到盛夏，兩人的通信和交往愈來愈頻密、熱切。這是個多事的夏季，女師的學生和校長楊蔭榆展開了強硬的鬥爭，而魯迅和學生們站在同壹陣線，***患難的感覺明顯地促進了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感情，因此當警察搜捕北女師學生，要把她們解送回鄉的時候，許廣平就躲在魯迅家裏。
在這樣的風風雨雨之中，誰也沒有註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對壹個危機。她和魯迅同處多年，對他的個性和行事可說相當了解，因此肯定會覺察到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變。許廣平不是第壹個接近魯迅的年輕女性，卻是第壹個讓他重新估計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的人。雖然朱安過去曾建議魯迅納妾，但她現在已了解到魯迅的新世界是沒有納妾的余地的。如果他決定開展新生活，自己怎麽辦呢？
壹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魯迅和許廣平關系的轉折點，旁觀的朱安面對強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身體終於撐不住了。九月間她因為嚴重胃病而入院，醫生懷疑是癌癥。魯迅雖然幾次到醫院和醫生商討她的病情，卻極少在病房停留。壹個星期下來，經過種種測試，還是找不出病因，醫生就讓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邊沒有可以傾訴的人，朱安只好盡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為事情畢竟是她無法控制的。這樣過了半年，“三·壹八事件”警察槍殺學生引起的風潮，終於把周家卷了進去。魯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安全計不得不離家到外國人開的醫院暫避。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危急得連魯瑞和朱安也暫時搬到旅館去住。朱安切身體會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脅並不單源於男女之情：有壹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變 異
壹九二六年七月，由於政局、經濟和感情各方面的考慮，魯迅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的聘任，離開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與母親及朱安道別後，和許廣平壹同坐上南下的火車，送行的朋友和學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灣居住、與魯迅關系相當密切的許羨蘇。魯迅走後，許羨蘇住進他的屋子，成了魯迅家管賬的人，因此朱安不難知道魯迅是和許廣平聯袂離京的。
壹九二八年，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雖然雙方都沒有告訴家人，但有關他們的種種傳說，自他們離京起已流傳極多。壹九二九年五月，魯迅回京探母，在他到達家門的前幾天，朱安對婆婆說自己夢見魯迅帶著個小男孩回家，心裏很難受。魯瑞聽了，責怪她不識大體。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過這樣的夢呢？還是借此讓婆婆知道她聽來的謠言讓她很受困擾呢？我們無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魯瑞的態度讓朱安明白到婆婆不會在這方面給她任何支持。
魯迅抵家後，告訴母親和好友說許廣平有了身孕。壹如既往，這個消息朱安也是間接聽回來的。她的反應除了顯示孤苦無助之外，也表現出相當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壹只蝸牛，從墻底壹點壹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壹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沒用。看來我這壹輩子只好服侍娘娘壹個人了，萬壹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壹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