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館長郭文鐸、書記杜學民，向記者講述了當年發生在這裏的故事。
1972年4月10日，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衛生部門基建工地上偶然發現了壹處古墓葬。臨沂城關建築管理站技工孟季華當即將這壹消息報告了臨沂文物組。
4月14日，張鳴雪、楊殿旭、孟季華、劉心健來到工地，由張鳴雪看管出土器物，劉心健、楊殿旭帶領4個工人下墓坑進行發掘，孟季華負責維持現場秩序。其間，楊殿旭在1號墓邊廂發現竹片，遞給發掘現場的王文啟、孟季華。經仔細清洗辨認，是“齊桓公問管子”等字樣。
臨沂軍分區得知發現竹簡的消息後，立即派壹個班前來協助，晝夜值班，保護現場。劉心健、楊殿旭分頭向當時的地、縣領導匯報。期間，適逢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畢寶啟到各地了解出土文物保護情況，也壹起參與了這次發掘。
4月16日，由吳九龍、畢寶啟和省博物館又派來的蔣英炬在劉心健的陪同下，繼續進行清理工作。1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在清理1號墓時，發現了2號墓。此時，吳九龍到下邊進行清理，劉心健配合做紀錄、填標簽，畢寶啟負責介紹出土文物的名稱、質地、功用等，張鳴雪負責對這些文物的保護。到20日下午，兩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
4月24日至28日，吳九龍、畢寶啟、劉心健、張鳴雪四人***同對出土的竹簡和全部文物進行清點、查對、登記、造冊，然後封箱、裝車。於4月30日護送到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組。隨後，山東省博物館派吳九龍攜竹簡赴北京參加整理研究工作。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組織有關單位的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
1972至1974年，羅福頤、顧鐵符、吳九龍三人對這批竹簡進行考釋研究，為以後的整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74年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組。首先進行《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二書的整理，參加這兩部書初稿本編輯工作的有中華書局的楊伯峻、魏連科等，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中山大學的商承祚、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的羅福頤、顧鐵符，北京大學的朱德熙、孫貫文、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的吳九龍、湖北省沙市文化館的李家浩等人。整理組將全部竹簡整理編成《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書，分三輯出版。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吳九龍參加了第壹、二兩輯整理工作的始終，吳九龍擔任了第三輯的全部整理考釋工作。文物出版社先後於1975年出版了線裝影印本，1985年出版了修訂本。
銀雀山漢簡兵書出土的消息壹經傳出，海內外為之驚嘆，新聞媒體紛紛報道這壹轟動性新聞。新華社1974年6月7日發出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等報刊轉載。《紅旗》雜誌還發表了《從銀雀山竹簡看秦始皇焚書》的專論。
郭文鐸說，30年過去了，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已經載入史冊。歷史將永遠記住當年為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掘整理研究工作付出艱辛勞動，為文物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專家；宣傳銀雀山竹簡的新聞記者；當年漢墓竹簡的發現者、報告者、保護者。沂蒙豐碑上留下了他們的名字。
漢簡兵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兵學的研究與普及
參加在山東省臨沂市舉行的紀念銀雀山漢簡兵書出土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專家認為，30年前銀雀山漢簡兵書出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兵學的研究與普及。
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龍說，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等兵書的出土，極大地推動了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兵學研究的普及和深化，並確立了中國古代兵法在中國古代史、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1972年漢簡《孫子兵法》出土，1974年初步整理的成果公之於世。中外學術界都感到震驚，美國、法國、波蘭等歐美國家，日本、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和香港、臺灣地區的學者、企業界人士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都認為這壹重大發現是對世界文化的巨大貢獻。這無疑也引起了人們對《孫子兵法》的廣泛重視和進壹步深化研究。近年來，對《孫子兵法》文義的詮釋，戰略思想的研究，以及將其運用到企業管理、商業競爭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國內外歷史、哲學、軍事界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出土十分重視。特別中國軍事科學院的軍事專家們，從壹開始就關註這壹發現及整理研究，敏銳地認識到它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認為《孫子兵法》“對中國古代軍事學的發展影響深遠，被奉為‘兵學聖典’。直到今天，《孫子兵法》的許多合理內核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對現代軍事理論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從組織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研究，編纂出版《孫子兵法大全》，到召開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成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嚴正批判偽造的《孫子兵法》等。在這壹系列的學術活動和與偽學術的鬥爭過程中，產生了可觀的、在理論水平和資料占有上都堪稱上乘的研究成果，造就了壹批優秀的、高水平的中青年學者，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壹直處於國內和世界的主流與前列。
吳九龍研究員認為，銀雀山漢簡兵書的出土，以及產生的研究熱潮，還使《孫子兵法》登上了哲學的殿堂。在此之前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討論的都是儒、墨、道、法諸家，鮮有言及兵家的。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就認為，如《孫子兵法》之類的兵家著述，是不可以作為哲學史史料的。而在此以後，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都收入了孫武、孫臏的傳略和著作提要，認為他們的著作中都有豐富的哲學思想，包含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的因素。
新華社200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