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學”及與《易經》的思想闡釋和實際應用而形成的各類學術和實用知識，就已經傳入西方世界，但這種傳播基本屬於文化影響史的範疇。外來的文化影響，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當然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不過還不能看作是嚴格的學術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紀以後才對《易經》展開直接而系統的研究，最初的壹批研究者就是來華傳教的歐洲耶穌會士。這壹研究始於對《易經》原典和中國當時某些具有權威性的註釋本的深入的研讀，結果就形成壹批由耶穌會士直接用漢文字寫作的《易》著。這確實是中西文化史上壹種令人驚異的現象。與此同時，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國思想及其古老的傳統，壹些耶穌會士開始翻譯《易經》，法國耶穌會金尼閣的拉丁文譯本《易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經》西語譯本，已佚失。隨後耶穌會士中宋君榮、雷孝思、顧賽芬都曾從事《易經》的翻譯，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譯本影響最大。將這壹經典完整地介紹給西方世界，從此開始了《易經》傳入西方和西方《易經》研究的近代時期。 16至19世紀期間，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留下的易學著述，其數量相當可觀。除了拉丁文翻譯和研究著作，17世紀耶穌會士還留下了壹批直接用漢語寫的《易》著，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和巴黎圖書館。他們在許多宗教、哲學和科學著作中，也不時對《易》及與易學相關的問題作出闡述。
傳教士白晉於1698年自法國返回中國，此後半生皆致力於對中國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討。白晉在其壹系列著作諸如《古今敬天鑒》(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經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壹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方面：
白晉認為《易經》及中國古史以“先知預言”方式表達了基督教教義。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萊布尼茨的信中不無得意地宣稱：“今年我曾經應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對中國古籍進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發現。……幾乎完整的壹套聖教體系，即在其中……。極大的神秘，如聖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與受死，以及他宣教的聖工（對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這類似預言性的表現，在珍貴的古代中國哲學巨著中，亦隱約有跡可尋。當妳看到這無非是聯篇累牘的虛無與象征的詞語，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讖語時，妳的驚奇程度當不在我下。”
白晉試圖通過揭示“數學中的神秘”的方式來證明《易經》為以色列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聖典。他說：“《易經》數字的神秘，似與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埃及猶太哲學中的神秘數學相呼應，此秘密是由第壹個祖先給其後代的，雖然後來消失了，但必然是來自造物主之神秘啟示。”由此他得出結論“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創世及三位壹體之奧秘”。
傅聖澤作為白晉的合作者，對形象理論亦加以發揮。他於1711年來到北京，協助白晉編寫《易經稿》等易著。傅聖澤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學派。傅聖澤通過《易經》等典籍來了解中國古史。他認為，在中國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義，其來源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義。他將《周易》之“周”解釋為宇宙，可衍申為洪水後保存於諾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記錄及普世教訓的寶庫；而將“儒”解釋為“人”、“需”兩字合成，需原意為期待；又解釋《易》之需卦，謂需乃從天而降之雲彩，此乃符合《聖經》所載神乘著雲彩從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則被解釋為“亞當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譯夏娃。
劉應，字聲聞。他於1687年同白晉壹起抵華。先後在北京、南京、廣州、陜西等地傳教。劉應精通漢語，涉獵了許多中國古籍，對《易經》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與康熙太子相善，據說有壹次皇太子翻開《書經》的壹章，劉應即取讀之，並解釋其義，毫不費力。太子奇甚，連聲說“大懂”，並贈給題上贊語的絹本《書經》。劉應是最早對《易經》進行註釋的耶穌會士之壹，他對《易經》所作的註釋被附在宋君榮《書經譯本》之後，並被輯入《東方聖經》（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對《易經》的理解上，劉應在許多地方與白晉的觀點相異。由於在“禮儀”問題上，他與同會其他教士意見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張，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羅馬教廷的賞識。劉應對卦作了不同於白晉的解釋，認為卦象符號是伏羲創造的，過去許多書之所以對卦的符號作不同解釋，是因為時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紀後期到18世紀末二百余年間，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留下的《易》著及與易學相關的著作，其數量相當可觀，並就與易學相關的宗教、哲學和科學問題展開闡述。從易學史的觀點看，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的易說，無疑是中國本土易學演進的壹個相當獨特的組成部分，構成該時期多元化易學的壹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