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1921年1月，梁啟超在《改造》第3卷第3—5號分期發表了其論著《前清壹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1921年2月，梁啟超在“吸收了蔣方震、林誌均、胡適三人的意見”之後，又“加以補充修正”，並且將這篇論著更名為《清代學術概論》，交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壹部專著出版發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的“自序”中說：“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壹，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為壹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長短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已與原書埒（lie：相等）。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1]
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壹書論及中國儒學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來龍去脈時寫道：
“清學分裂之導火線，則經學今古文之爭也。何謂今古文？初，秦始皇焚書，六經絕焉，漢興，諸儒始漸以其學教授，而亦有派別；《易》則有施（仇）孟（喜）梁丘（賀）三家，而同出田何；《書》則有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勝；《詩》則有齊魯韓三家，《魯詩》出申公，《齊詩》出轅固，《韓詩》出韓嬰；《春秋》則惟《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禮》則惟《儀禮》，有大戴（德）小戴（聖）慶（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漢武帝宣帝時立於學官，置博士教授；其寫本皆用秦時通行篆書，謂之今文；《史記·儒林傳》所述經學傳授止此，所謂十四博士是也。逮（dai：到）西漢之末，則有所謂古文經傳出焉；《易》則有費氏、謂東萊人費之所傳；《書》則有孔氏，謂孔子裔孫安國發其壁藏所獻；《詩》則有毛氏，謂河間獻王博士毛公所傳；《春秋》則《左氏傳》，謂張蒼曾以教授；《禮》則有《逸禮》三十九篇，謂魯***王得自孔子壞宅中，又有《周官》，謂河間獻王所得；此諸經傳者，皆以科鬥文字寫，故謂古文。兩漢經師，多不信古文；劉歆（大約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屢求以立學官，不得，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專己守殘黨同妒真’者也。王莽擅漢，歆挾莽力立之，光武復廢之，東京初葉，信者殊稀；至東漢末，大師服虔、馬融（79—166年）、鄭玄（127—200年）皆尊習古文，古文學遂大昌。而其時爭論焦點，則在《春秋公羊傳》；今文大家何休（129—182年）著《左氏膏肓》、《谷梁廢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鄭玄則著《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駁之；玄既淹博，遍註群經，其後晉杜預、王肅皆衍其緒，今文學遂衰。此兩漢時今古文哄爭之壹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經說學派，只爭鄭（玄）王（肅），今古文之爭遂熄；唐陸德明著《釋文》，孔穎達著《正義》，皆雜宗鄭王。今所傳《十三經註疏》者，《易》用王（弼）註，《書》用偽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註，《春秋左氏傳》用杜（預）註，其余諸經，皆汲晚漢古文家之流；西漢所謂十四博士者，其學說皆亡，僅存者惟《春秋公羊傳》之何（休）註而已。自宋以後，程朱等亦遍註諸經，而漢唐註疏廢。入清代則節節復古；顧炎武、惠士奇輩專提倡註疏學，則復於六朝、唐；自閻若璩（1638—1704年）攻偽《古文尚書》，後證明作偽者出王肅，學者乃重提南北朝鄭王公案，絀王申鄭，則復於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壹度，勢則然矣。”
梁啟超接著寫道：
“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之論’，（何休《公羊傳註自序》）自魏晉以還，莫敢道焉。今《十三經註疏》本，《公羊傳》雖用何註，而唐徐彥為之疏，於何義壹無發明，《公羊》之成為絕學，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1724—1777年）弟子孔廣森（1753—1787年）始著《公羊通義》；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今文學啟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1719—1788年）也；存與著《春秋正辭》，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壹派所取途經，全然不同。其同縣後進劉逢祿（1776—1829年）繼之，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其書亦用科學的歸納研究法，有條貫，有斷制，在清人著述中，實最有價值之創作。段玉裁（1735—1815年）外孫龔自珍（1792—1841年），既受訓詁學於段，而好今文，說經宗莊劉；自珍性跌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為要眇之思，其文辭諔詭（chugui）連犿，當時之人弗善也，而自珍以此自*；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歲亦耽佛學，好談名理。綜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又為瑰麗之辭所掩，意不豁達；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壹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熱，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夏曾佑（1863—1924年）贈梁啟超詩雲：‘璱人（龔）申受（劉）出方耕（莊），孤緒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學’之淵源最分明；擬諸‘正統派’，莊可比顧，龔劉則閻胡也。
‘今文學’之初期，則專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經；因此知漢代經師家法，今古兩派，截然不同，知賈馬許鄭，殊不足以盡漢學。時輯佚之學正極盛，古經說片言只字，搜集不遺余力，於是研究今文遺說者漸多；馮登府（1783—1841年）有《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1771—1834年）有《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樅（1809—1869年）有《今文尚書經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迮鶴壽有《齊詩翼氏學》；然皆不過言家法同異而已，未及真偽問題。道光末，魏源（1794—1851年）著《詩古微》，始大攻毛傳及大小序，謂為晚清偽作，其言博辯，比於閻氏之《書疏證》。且亦時有新理解，其論《詩》不為美刺而作，謂：‘美刺固《毛詩》壹家之例，……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豈有歡愉哀樂，專為無病代呻者耶；……’（《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中》）此深合‘為文藝而作文藝’之旨，直破二千年來文家之束縛。又論詩樂合壹，謂：‘古者樂以詩為體。孔子正樂即正詩’，（同《夫子正樂論上》）皆能自創新見，使古書頓帶活氣。源又著《書古微》，謂：不惟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即閻氏所攻者）為偽也，東漢馬鄭之古文說，亦非孔安國之舊。同時邵懿辰亦著《禮經通論》，謂：《儀禮》十七篇為足本，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者，出劉歆偽造。而劉逢祿故有《左氏春秋考證》，謂：此書本名《左氏春秋》，不名《左氏春秋傳》，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性質，乃記事之書，非解經之書；其解經者皆劉歆所竄入，《左氏傳》之名，以歆所偽創。蓋自劉書出而《左傳》真偽成問題，自魏書出而《毛詩》真偽成問題，自邵書出而《逸禮》真偽成問題；若《周禮》真偽，則自宋以來成問題久矣。初時諸家不過各取壹書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尋其系統，則此諸書者，同為西漢末出現，其傳授端緒，俱不可深考，同為劉歆所主持爭立；質言之，則所謂古文諸經傳者，皆有連帶關系，真則俱真，偽則俱偽；於是將兩漢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則康有為其人也。”[2]
1994年2月29日，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兼所長的劉夢溪先生，在為自己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所作的《總序》中，對儒學今古文之爭進行評論說：“經今古文學的論爭，無異儒學內部的自我耗散。要想動搖壹種學說，再沒有比宣布壹種學說所依據的經典是偽作更具有摧毀力了。古文經學打擊今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打擊古文經學，用的就是此種策略。肇始者劉歆，首先攻擊今文經殘缺不全，要求立古文經於學官。今文十四博士則奮力反擊，提出所謂古文經是偽托，揚言要對劉歆治以亂經之罪。直至鄭玄遍註群經，采今古文而融通之，持續壹二百年的這場論爭，才告平息。”[3]劉夢溪先生又說：“本來中國學術史上的今古文學之爭，東漢以後已告平息，何以清代又起波瀾？始作俑者是壹個叫莊存與（1719—1788年）的人，他與戴震（1724—1777年）同時，寫了壹部叫《春秋正辭》的書，壹反當時講究名物訓詁的盛清正統派學風，轉而抉發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繼之而起的劉逢祿（1776—829年），撰寫《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對何休的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大肆發揮，在學派傳承上便相當自覺了。後來龔自珍、魏源出，清代的今文學派在思想界真正成了氣候。但龔、魏之學，已不在學術本身。”進而指出：“康有為是清代今文學派的集大成者。”[4]
梁啟超、劉夢溪二位先生都認為，康有為是“今文學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六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六經”最早出現在什麽時候？這樣壹些有關“五經”真偽的問題，直至康有為依然沒有解決；關於“五經”真偽的爭論，依然繼續進行。對此，1921年初，錢玄同先生在給胡適先生的壹封信中說：“我以為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1740—1816年）；推倒劉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左傳》之事實為實跡。康有為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於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壹十了！”[5]
將“五經”真偽之爭，繼續向前推進並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學者，則是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代表作就是七卷本的《古史辨》。1982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史辨>重印說明》中寫道：“疑古思想是五四運動以後反封建思潮的壹個重要方面。它繼承了我國歷代辨偽的優良傳統，吸取了社會學和考古學的知識，運用了近代的科學方法，把我國先秦至兩漢的古書上有關古史的記載，作了系統的分析，揭露出它們本來的神話傳說的真面目。從而揭穿了‘經’書的老底，剝去了它的神聖外衣，從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多年來人們崇信的偶像。所以《古史辨》壹出版就引起了壹些守舊的封建衛道者的激烈反對，把它視為‘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的洪水猛獸。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則是這壹時期疑古思想的代表。”“《古史辨》是以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為核心而編著的考辨我國古代史料真偽的論文總集。它反映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國史學界在考訂我國古代史料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考訂的範圍主要是古史、古地、古人和古書，涉及我國古代史料的各個方面。這些大量的切實的奠基工作，為科學地研究我國古代歷史廓清了迷霧，並提供了確實可信的文獻資料。”[6]
1924年2月22日，胡適在其主辦的《讀書雜誌》第十八期發表的《古史討論讀後感》壹文評論說：“顧頡剛先生說的真不錯：中國古史全是壹篇糊塗賬。二千余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罅（xia）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余年的編造，能夠成立壹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衛的理由。……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壹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這回的爭論是壹個真偽的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7]
那麽，究竟如何看待中國儒學今古文兩派之爭？我不贊成劉夢溪先生關於“經今古文學的論爭，無異儒學內部的自我耗散”[3]的評判，相反，我認為中國儒學今古文兩派之爭，是中國古史中的辨偽之爭，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儒學發展的基本表現形式；我贊成梁啟超先生關於康有為是“今文學運動……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8]的評價，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尚待進壹步發掘和汲取；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繼承和光大了中國學術界的辨偽傳統，把中國古史中的辨偽研究推向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取得了壹系列重要成果，開創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當然，康有為、顧頡剛二位中國著名學者，各自都存在著明顯的學術缺陷，致使康有為在學術界曇花壹現，而顧頡剛始終沒有實現他企圖“打破民族壹元化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壹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黃金世界的觀念”[9]的夙願。我贊成胡適先生關於“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的論斷和“實事求是，莫作調人”的處理方針，覺得有必要繼續推進這項研究工作，以使中國古史研究能夠滿足於我國繼續快速發展的需要，為中國拼力搶占世界科技最高點做出社會科學方面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