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楚語上》記載：“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處，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在這裏，“誌”顯然是與“春秋”“世”“詩”“禮”“樂”“令”“語”“訓”“典”等相並列使用的。可見，“誌”是先秦時期諸多文獻體裁中的壹種，是對某壹類文獻的統稱，而不是某部文獻的專名，其基本功能與其他文獻壹樣，都是用於“記言”和“記事”，即壹般意義上的“書”。但是，“誌”與其他文獻體裁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它是壹類具有相對穩定功能的專門文獻。對此，劉起釪在《古史續辨》中指出：“這種作為史書專名的‘誌’，又往往記載當時政治生活中所應註意的要求，或某種規範、某種指導行為的準則等種種近似於格言的守則性的話。”由此可見，“誌”在先秦時期體現為壹種關於國家治亂興衰和政治規則、人生經驗的書面總結，其目的在於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對世人進行警示和教化，是在當時貴族中廣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諺語。因此，先秦時期“誌”類文獻的篇幅都相對較短。
《左傳》中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誌”，命名方式復雜多變，這說明“誌”類文獻在當時社會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應用範圍也非常廣泛。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左傳》中所見的“誌”類文獻大多都是只言片語的引用，非常零散，全文基本都沒有流傳下來。當然，這種現象也符合“誌”類文獻內容大多以格言、箴言、諺語為主的性質。
首先，《左傳》中“誌”類文獻最常見的情況是直接以“誌”命名，如《襄公四年》有“《誌》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昭公元年》有“《誌》曰：‘買妾不知其姓，則蔔之’”；《哀公十八年》有“古也有《誌》：‘克己復禮，仁也’”。對於《誌》的類似引用還可見於《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三年》等。《左傳》中所引的這類《誌》，往往沒有明確的年代、書名、篇章、作者等相關信息，但其內容又多見於*文獻，如《隱公元年》有“多行不義，必自斃”，而隱公元年比襄公四年早150余年；“買妾不知其姓，則蔔之”壹語亦可見於《禮記·曲禮》；《論語·顏淵》也有“克己復禮為仁”的表述。當然，這種情況也符合人們對於早期文獻的傳統認知，即先單篇獨行而後才逐漸結集成冊。
其次，《左傳》中“誌”類文獻有以朝代或諸侯國命名的，如《文公二年》“《周誌》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預認為“《周誌》，周書也”，孔穎達則進壹步指出“謂之《周誌》，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然而，這句話並不見於《尚書·周書》中的任何篇章，反而《逸周書·大匡解》中載有類似文字，即“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二者相較，文字略有不同，但文意並無二致。事實證明，《左傳》中所引的“書”或“周誌”等文獻，不只是出自*本《尚書》中的《周書》，還包括大量《逸周書》的內容，這種現象說明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在西漢劉向看來，《逸周書》作為周代的誥誓號令，實際上是“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在這裏，“孔子所論百篇”指的是孔安國所說的《尚書》，而百篇“之余”作為孔子從《尚書》中刪除部分的結集，應該就是指《逸周書》，二者同出壹源。此外，《左傳》中還有“鄭誌”“宋誌”“齊誌”等用法，這說明“誌”在先秦時期各個諸侯國是普遍存在和廣泛使用的。
再次，《左傳》中“誌”類文獻有以功能命名的，如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在論述晉軍不可敵時，引用了《軍誌》的論述，“《軍誌》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處所論顯然是用兵之道。類似的表述還可見於先秦時期的兵法名著《吳子·料敵》。《宣公十二年》有“《軍誌》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昭公二十壹年》有“《軍誌》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這兩處都是在敵我對壘的情況下對於用兵之術的討論。可以看出，這裏的《軍誌》所論述的都是行軍布陣的原則、謀略與方法，體現了對古人軍事鬥爭智慧的總結，應該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兵書。
最後，《左傳》中“誌”類文獻還有以人物命名的，如成公四年，魯公訪晉歸來之後，打算叛晉盟楚，卻遭到了季文子的強烈反對，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史佚之《誌》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襄公三年，鄭伯嗜酒誤國，逃到了許國，大臣們商議對策，子皮提出“《仲虺之誌》雲：‘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這句話也見於《尚書·仲虺之誥》。相傳，史佚是西周初年的太史，仲虺更是成湯時期的良相，《尚書》中專門設有壹篇《仲虺之誥》。可以看出，《左傳》所引此類之“誌”都有相對明確的作者和出處。當然，考慮到早期文獻的流播狀況，也有可能是後人假托前人所作。但無論如何，以人名“誌”是《左傳》“誌”類文獻的重要方面。
《左傳》中還能見到“周任有言”“先民有言”“古之有言”等提法，可以看作對於“誌”類文獻的必要補充。秦漢之後，以“誌”名書、名篇的現象大大增加，如《漢書》中有《律歷誌》《禮樂誌》《刑法誌》《食貨誌》《郊祀誌》《五行誌》《地理誌》《溝洫誌》和《藝文誌》等，“誌”也由此成為了中國歷代史書的重要體裁和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