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 撰稿
日本帝國主義在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殘酷的軍事鎮壓和瘋狂的政治迫害，貪婪地掠奪中國的經濟資源。同時，為配合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還在文化領域強制推行奴化教育，實行法西斯殖民文化，肆無忌憚地洗劫和毀滅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民欠下了無法償還的債。
（壹）
日本帝國主義為永遠奴役中國人民，首先在思想文化領域強制推行奴化教育，實行法西斯殖民文化，有目的地從意識形態等方面腐蝕中國人。
偽滿洲國出籠伊始，日本統治集團便為其設計了“王道政治”的統治思想，聲稱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體”，“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藥”，溥儀及其身邊的遺老遺少們也把它奉作至寶。其實，“王道政治”並非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帝王統治思想，而是體現所謂“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其中心是“必須顯現天皇大禦心的意義”，〔1〕其目的是“教育國民各安其分，涵養國民各安其業”，〔2〕其內容有諸如宣揚“民族協和”、“日滿壹體”、“日滿融和”、“建國精神”之類。顯而易見，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偽滿洲國的頭上，無非是在政權統治思想上確立以日本天皇“聖意”為宗旨的原則，即凡事要依憑日本宗主國的旨意行事，不得有絲毫懷疑和違背，這便是“日滿融和”、“日滿壹德壹心”的實質內容。
青少年學生是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首要對象。為把青少年的思想禁錮在“王道政治”的思想枷鎖中，使之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服服貼貼地聽從擺布，日寇在東北的各級學校中強制推行愚民教育，幾乎不遺余力地把充滿和體現法西斯皇道的貨色塞進各級學校的課本中，稱之“精神教育”課，恬不知恥地兜售“中國文化東來論”，宣揚什麽滿洲不是中國的領土。規定這些課的課時要占總課時的四分之壹至四分之三，並強迫小學生每天早晨都要面朝東，分別給日本國家神道之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誦所謂《國民訓》。
日寇還從強制占領區人民學日語入手， 來為加深奴化教育服務。1933年，偽滿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開始新編中小學教材，至1935年已編成22種39本，不但規定日語為必修課，還要在學校的總課時中占三分之壹左右。有的學校甚至規定，中小學日語考試不及格就不能畢業，不能升學，迫使學生努力學日語。此外，日偽還在社會上設立大批日語專修班、夜校，並以派遣、保送留日為誘餌，積極推行學日語。日寇深知，語言是壹個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強制中國人學日語，這是壹項帶有毀滅中華文化，泯滅中國人民族意識的重要措施。所以這壹措施的推行，都是以刺刀棍棒為後盾的，稍有異議就實行暴力鎮壓。不僅如此，為進壹步將法西斯的殖民統治思想、意識、觀念、道德強加在占領區人民身上，日寇還對壹切文化事業實行嚴厲的統制政策，新聞、出版、電影與廣播諸業統由日偽當局控制，其頭目均由日籍文人或漢奸學者充任，並美其名曰“官制文化”。
表現在新聞業上，除絕對禁止民眾辦報外，日偽創辦了許多報紙。日軍攻占平津後，為它狂吠多年的天津《庸報》更為蠢動，成為日偽在華北銷量最大的報紙。同時，“北支派遣軍報導部”及偽“治安總署”又在北平創辦《武德報》作為機關報，偽“新民會”還創辦了《新民報》。在上海出版《新申報》、《新中國報》。這些報紙為維護侵略者的統治服務，連篇累牘地宣傳“和平反***”、“王道樂土”、“建設東亞新秩序”，當然遭到民眾的抵制，銷路很窄。但日偽依然可以強制“派銷”或“贈閱”以及用“給獎”等方式，少則推銷二三千份，多則四五萬份，擴散出去，毒害人民。〔3〕
圖書出版發行業也是如此。1932年3月至7月，日寇在東北強行焚毀帶有民族意識的書刊650萬余冊。凡收藏或傳閱有關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著作以及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和關內進步書刊者，壹經發現立即予以嚴厲處罰，重者收監判刑，“以儆效尤”。特別是偽滿統治後期，甚至連秦漢、隋唐、宋元文學也不準各學校講授，諸如《桃花源記》、《嶽陽樓記》、《師說》、《前赤壁賦》等中國優秀文學遺產從此在教科書中匿跡。〔4〕其目的旨在封鎖和摧殘中華民族文化，禁錮中華民族文化在東北的弘揚。與此同時，日寇又大量引進日本的殖民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領文化領域裏的壹切陣地，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很難在這裏接續和發展。據統計，1936年，日本對東北輸入的書籍為58.7萬冊，到1941年便猛增至3440萬冊。1939年，輸入東北的報紙為5495萬余份，為中國關內輸入量的10倍；雜誌827萬冊，為關內輸入量的487倍。以平均每天輸入量計算，日本輸入東北的書、報、 雜誌數量是：報紙15萬份，雜誌2.2萬份，書籍4.9萬份。〔5〕這些數字龐大的出版物湧進東北，可以想象，日寇強制輸入法西斯殖民文化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至於電影業，1937年8月在偽滿洲國成立的“滿洲映畫協會”（即偽“滿映”），當時號稱是“亞洲第壹”的制片廠，就是由偽滿政府與東北最大的日資企業“滿鐵”投資建立的，直屬偽滿“國務院”領導。其第壹任理事長是著名間諜川島芳子（金壁輝）的史長金壁東，而實權握在“滿鐵”總務科長林顯藏手中。“滿映”所拍影片多由日本人任導演，主要職員也多為日本人。其頭號明星是有中國名字實為日本人的李香蘭（即山口淑子）。如此人員構成，決定了“滿映”的制片方針就是直接秉承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旨意，以電影作品宣傳軍國主義，鼓吹“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為其侵略行為張目。審視其電影作品，無外乎兩類，壹類是直
接為侵略戰爭服務的所謂“啟民電影”，如《北方的國境線》、《伸展的國都》等；另壹類是風花雪月的所謂“娛民電影”，如《哈爾濱歌女》、《東遊記》等。日本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評論說，這些影片“只是日本人單方面強加給中國的欺騙與恥辱。”〔6〕
對長江以南的電影業，日本則采用由漢奸出面主持，日本人退居幕後操縱的方法，有效地利用電影來為其侵略政策服務。1943年5月，為加強對電影的統制，汪偽政權發布“電影事業統籌辦法”，把若幹漢奸文人成立的電影公司合並組成偽“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即偽“華影”），以實現所謂制片發行放映“三位壹體的電影國策”，貫徹所謂“負擔大東亞戰爭中文化戰思想戰之任務”。從此，汪偽政權轄區內的電影業就由“華影”壟斷。其理事長為汪偽政權宣傳部長林柏生，陳公博、周佛海等任理事，汪偽宣傳部駐滬辦事處處長馮節任總經理，而實際控制權操縱在副理事長、日本人川喜多長政手中。“華影”在其80余部作品中，題材除了“以戀愛為中心”，以風月情場之事，在潛移默化中消蝕中國人民的鬥爭意識與反抗精神外，再就是赤裸裸地宣傳侵略。如1944年11月推出的《春江遺恨》，以太平天國為背景，描寫壹個日本武士高杉晉作幫助太平軍作戰的故事。高杉儼然以中國人的救世主面目出現，口稱日本“熱愛著東亞，熱愛著中國”，無恥吹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行徑，因而被日本人稱為“中日電影界合作***存***榮的象征”。然而，這類影片都受到占領區民眾的抵制，在宣傳上收效甚微。〔7〕
（二）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基於徹底毀滅中華文化的圖謀，還肆意破壞中國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瘋狂地毀壞中國歷史文化遺址和劫奪稀世文物，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文化大屠殺”，給中國乃至世界文化事業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首先，野蠻摧毀學校和各類文化教育機構。日寇對傳播和弘揚中華文化的中國教育系統、文化系統尤其恨之入骨，曾下大力量破壞占領區的各類教學機構，其中大、中、小學受災尤深。“七七”事變後，日軍在向中國大舉進兵時，每到壹處都要掀起壹次毀滅學校的狂潮。天津失陷前，日軍曾對這座名城進行了持續4個小時的轟炸，但重點不是軍營，不是政府機關，而是著名的南開大學，這次轟炸把南開變成了瓦礫場。淞滬會戰期間，日軍曾對中國的61座城市進行轟炸，其中“特別有意識地以大學等文化教育設施為破壞目標”。南京的中央大學，連續3 次遭轟炸。浙江大學是日軍破壞的重要目標，為堅持辦學，整個學校向西南遷移，日機競跟蹤轟炸。浙大在3年中被迫5次遷移。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同教育系統壹樣，受到嚴重破壞。1946年國民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的壹份題為《1937年以來的中國教育》的檔指出：抗戰發生，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影響最大。戰前全國圖書館有1848所，戰後僅存940所，其中大部分已破爛不堪。
日本侵略帶來的動蕩，使中國的科學研究機構也無法正常工作，許多科研機構被迫南遷至大西南、大西北，自然科學的研究基本停滯。如聞名於世的南京紫金山天文臺，也內遷至四川，無法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歐美國家的科學事業卻在快速發展。因此，日本的侵略，是戰後中國的自然科學落後於別國的原因之壹。
其次，對文化名城、歷史古跡的毀滅也令人發指，日軍每到壹處，都要進行殘酷的燒殺搶掠，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只要被日軍攻掠，立即遭受火焚。無數名勝古跡毀於戰火，數百處舉世聞名的古建築群，被夷為平地。其損失在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絕後。在古都北京，日軍的炮火轟毀了宛平古城，被譽為“馬可波羅橋”的盧溝橋遭到嚴重損壞。京西房山有壹座建於隋代的古剎雲居寺，是五層院落、六進殿宇的龐大古建築群，被日軍整個摧毀。就連故宮，也成了日軍操練的場所。
在古建築如林的山西，日軍戰火燃遍了三晉大地。太原市郊的晉祠始建於北魏前，興盛於北宋，日軍侵犯太原時，對它進行了嚴重破壞。佛教名山五臺山，屬晉察冀根據地，這裏隋唐以來的建築鱗次櫛比，但日軍多次對根據地進行掃蕩，大批古建築被焚毀，造成了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
六朝古都南京，在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中，成為壹片廢墟。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夫子廟，公元前6世紀留存的石刻藝術瑰寶-陳武帝萬安陵前的石麒麟，明初建造的世界第壹磚石南京城墻，中山陵陵寢、寺廟、殿宇，中華門西街年代久遠的清真寺，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等均橫遭破壞。從東北直抵廣州，大批名城名勝被毀。國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損失估價表》中指出，被洗動的著名歷史古跡達741處。這壹統計還很不全面。
再次，毀滅和劫奪稀世文物，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有組織地劫奪中國文物，許多價值連城的稀世之寶被劫往日本，搶不走的就毀。受損和被劫文物的確切數字，已無法徹底查清。國民政府教育部戰後曾編壹本《被日劫掠文物目錄》，內中列舉的查有實據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畫、碑貼、古物、藝術品等***360.7萬件另1870箱。內中上自史前下至兩漢、唐宋元明清的珍稀文物壹應俱全，其價無法估量。
日軍侵占南京後，設立了專門搶劫圖書文物的機構-“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與日軍事機關密切配合，對南京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中央研究院等70多個單位進行了調查。1938年3月6日起，日軍又動用
軍隊、特工對上述單位的圖書文獻進行掠奪。1986年8月17日，原滿鐵大連圖書館館員青木實在日本《赤旗報》刊登的《日本侵略軍進行的南京“文化史屠殺”》文章，披露了這次他奉命參與的文化掠奪內情。指出參與此次掠奪的人員有特工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動用車輛310輛次，劫奪圖書、文獻達88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極為珍貴，不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公報，還有3000余冊清朝歷代皇帝的《大清實錄》寫本。〔8〕至於南京文物的損失，僅戰後初步調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就有：書籍類，公方406461冊另156箱1725種，私家53118冊另1790種840部59箱；字畫類，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貼，公方損失無法計算，私家3851件；古物類，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儀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種；標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雜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報古籍、古物、拓片損失單未列損失詳細件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損失標本1052箱，內有獸骨、陶片等標本954箱，其價值不可估算。此外，民間古物損失更是不計其數。
（三）
綜觀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史實，不難看出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壹，有明確的目的性。日寇在侵略中國時舉起的是軍事與文化的雙面屠刀，他們明白，單憑軍事力量是不能征服壹個民族的，倘若沒有文化的臣服，殖民統治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上的征服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亡國滅種。因此，他們在文化領域裏所采取的種種侵略政策、措施，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泯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使中國人民忘掉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與傳統，忘記自己的祖國，當帝國主義的順民。
第二，具有系統的組織性。為實現上述目標，日寇在實施對中國的文化侵略過程中，煞費苦心，作了精心的籌劃和組織：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推行愚民的奴化教育，在文化宣傳方面實行統制政策，在攻城略地中摧毀文化教育機構，並毀滅和劫奪文化遺產。所有這些都體現出日寇所進行的是系統的、全方位的文化侵略。
第三，極具罕見的野蠻性和瘋狂性。日寇在侵華戰爭中喪心病狂地毀滅中國文化名城、歷史古跡，貪得無厭地掠奪稀世文物，數量之巨，範圍之廣，手段之殘酷、野蠻，充分體現出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性和瘋狂性的特征。這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歷次侵華戰爭中對中華文明最深重的壹次侵略，在世界侵略史上也是罕見的。
註釋：
〔1〕關東軍司令部制定《滿洲國的根本理念及協和會本質》。
〔2〕＠①田道彌：《滿洲教育史》〔日〕，昭和10年12月。
〔3〕魏宏運主編《中國現代史稿》（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頁。
〔4〕《吉林教育回憶》，《吉林文史資料》，第4輯。
〔5〕姜念東等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頁。
〔6〕〔7〕李軼：《抗戰期間淪陷區的電影》，《民國春秋》1991年第3期。
〔8〕邸富生等：《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文化掠奪始末》， 《遼寧師大學報》，1988年第5期。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為山加鳥，左右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