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壹世紀時，由於絲綢貿易的需要，羅馬世界與中國的商業往來，已經難以由裏海北岸草原民族的中介得到滿足，於是通過安息的絲路受到了更大的關註。《後漢書》中寫到了羅馬欲與中國通商的迫切願望：“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繒：zēng，中國古代對絲織品的總稱；彩，彩色的絲綢）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盡管如此，民間商業往來仍在戰爭的縫隙中繼續進行，中國內地的絲織品以及鐵器、銅器和漆器等經新疆源源西運，而經新疆運到中原的進口貨物數量也很可觀。進口貨物中，除了奢侈品以外，大宗的是棉、毛織物和各種香藥，其中很多出自羅馬。
《魏略》（紀傳體史書，三國魏魚豢hudn撰，記曹魏史事）中詳細記載了大秦的物產，實際上是羅馬與中國進行交易的各項出口貨單。在這張貨單上，對礦物、動物、珠寶、玻璃、織物和香藥等都分門別類地加以記述，其詳細程度在中國古籍中前所未有。這種情況正好反映了公元初三個世紀中，中國和羅馬之間商業往來的頻繁以及經濟交流的活躍程度。
中國方面也對中羅的直接往來作出了努力。《後漢書·西域傳》中記述了公元97年東漢使者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日：‘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這件本應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響的出使行動，竟因大海所阻而夭折，實屬千古憾事，但從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動以及甘英已“臨大海欲渡”來看，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當時中國與羅馬的接觸水平。盡管甘英沒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這件事仍不失其歷史意義。
第壹個把絲國——“賽裏斯”（Serice）之名介紹給西方的，是曾在波斯宮廷當過禦醫的希臘人克泰西亞斯（Cte～sias）。克泰西亞斯生活在波斯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末。公元前398年，他返回希臘，開始撰寫《波斯》壹書，***23卷，記述迄於公元前398年的波斯歷史。此外，他還根據自己的采訪筆記編寫過壹部印度史。盡管克氏之書今已不存，但“賽裏斯”之名卻壹直傳揚了下來。絲綢之路開辟之後，絲綢越來越多地運抵希臘羅馬等地，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也日漸真切。
在羅馬帝國時期，絲綢價高如黃金，其優異特質又非其他任何織物所能替代，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廣泛註意。古羅馬作家大普林尼（Gain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曾對絲綢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影響作過充分論述，在其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自然史》壹書中，有壹段關於中國絲綢的著名文字：
賽裏斯國林中產絲，馳名字內。絲生於樹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之夫人嬌媛，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羅馬）奢侈之風，由來漸矣。
至於今代，乃見鑿通金山，遠赴賽裏斯國以取衣料……據最低之計算，吾國之金錢，每年流入印度、賽裏斯及阿拉伯半島三地者，不下壹萬萬賽斯透司，此即吾國男子及婦女奢侈之酬價也。在這裏，大普林尼不但盛贊了中國絲綢的精美，還特別強調了絲綢作為當時最高級的奢侈品使羅馬金銀大量外流的後果。當然，如果據此便認為絲綢乃是導致古羅馬衰亡的禍國，那是言過其實，但從大普林尼對這壹問題的重視程度看，卻可知絲綢貿易在當時占有著巨大份額。中國的工藝特產能對壹個遠方大國產生如此影響，在世界歷史上當屬罕見。
從史書的記載中可知，奔波於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的眾多商旅，除中國和亞洲各國人士外，也有不少羅馬人和希臘人。公元二世紀中葉，希臘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克勞德·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約公元90—168年）在其所著《地理學》壹書中，援引另壹位希臘地理學家馬裏努斯（Marinus）的記載，提到壹位名叫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臘商人，世代經營賽裏斯貿易，他的父親和他都經常派商隊前往中國。雖然他本人從未到過東方，他的商行卻掌握了有關貿易路線的詳細資料。顯然，在蒂蒂安努斯手下工作的商務人員為數不少，像他那樣的商行也非個別。隨著絲綢貿易的興盛，西方對養蠶繅絲的秘密也逐漸知曉。大普林尼時還只知“絲生於樹上”，到二世紀中葉，希臘地誌學家保薩尼阿（Pausanias）在《希臘紀事》中，已對蠶絲作了較為具體的說明。他指出賽裏斯人之絲非取自植物，而是由希臘人所稱“塞兒”（意指蠶）的昆蟲所產；塞裏斯人為蓄養這種昆蟲還建造了冬夏鹹宜的房屋（即蠶房）。盡管保薩尼阿之說仍有不少誤傳，比如說蠶齡5歲，頭4年餵小米，第5年餵蘆草之類，但其基本內容肯定是得自與中國有過親身接觸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