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壹階段概況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又壹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該項目於2004年啟動，正式名稱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其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背景、原因、特點與機制。
探源工程第壹階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作為組織單位，科技部作為第壹組織單位。考慮到這壹項目涉及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廣，參與的學科和單位多，項目的組織和實施難度較大，科技部決定將項目分階段進行。第壹階段的實施時間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範圍放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區———中原地區，重點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獻記載和堯舜禹和夏王朝的時期）中原地區的文明形態。同時，為下壹階段全面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實施方案。工程的第壹階段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第壹項目執行單位，參加項目的還有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鄭州大學、河南省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
工程的第壹階段的項目***設置了五個課題，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化譜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自然環境的變遷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的發展狀況研究”；“以中心性城邑為核心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的綜合研究”。
工程第壹階段探討並初步回答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時期的環境背景、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關系、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社會結構、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等問題，並為“十壹五”全面開展探源工程制定實施方案。工程對這壹時期中原地區幾座都邑性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並對這些遺址出土的遺存開展包括科學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冶金史、化學成分分析、古人類食譜分析等多項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壹是多學科結合。參加工程的學者包括考古學、歷史學、年代測定、環境科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冶金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等十多個學科。這些學科的學者各揚其所長，優勢互補，密切協作，聯合攻關。在工程立項之前，便***同商討立項方案，***同研究技術路線，***同決定工作計劃。在實施工程中，也經常溝通、協商，及時解決工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工程的另壹特色是不僅註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註意考察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並探索其背景、原因與機制。即不僅研究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發展的，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還要探索為什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是哪些因素導致其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各個因素在其中都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探源工程項目立項以來，在各參加單位學者們的***同努力下，項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經過為其近兩年的工作，工程各個課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區幾處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發掘與綜合研究和多學科結合對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間中原地區經濟技術發展狀況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
二裏頭遺址中心區的繼續探索
地處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區———洛陽盆地的偃師二裏頭遺址，是著名的青銅時代都城遺址。遺址的主要文化遺存屬二裏頭文化，時代約為距今3800年~3500年，相當於我國歷史上的夏、商王朝時期。這壹興盛了約300年的都城遺址是當時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城市。以二裏頭遺址為典型遺存的二裏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對象。這裏發現的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鑄銅作坊等，早為學術界所熟知。二裏頭遺址素有“華夏第壹都”之稱，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同時，二裏頭遺址地處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裏頭文化的年代也大體在夏王朝的紀年範圍內。因此，二裏頭遺址理所當然地成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作為中國古代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遺存，二裏頭遺址的重要學術地位得到了學界的公認。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於新世紀伊始，將二裏頭遺址中心區發掘作為田野工作的重點項目之壹，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裏頭工作隊自2001年起對二裏頭遺址中心區進行了系統鉆探與重點發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對遺址範圍的重新探察、對遺址整體布局的再探索、對中軸線規劃的宮殿建築群的確認，以及二裏頭文化末期若幹重要遺存的發現等等，把二裏頭遺址考古工作推向壹個嶄新的層面。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近年考古新發現中的幾個“中國之最”———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網、最早的車轍痕跡、最早的綠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極精的早期龍形象珍品———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等。這些新的考古成果，為人們研究二裏頭遺址和二裏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自2004年起，二裏頭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正式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課題實施過程中，我院考古所二裏頭工作隊積極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從聚落考古學的角度對遺址進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兩個年度的發掘，發掘面積近4000平方米。這些發掘緊緊圍繞著二裏頭遺址中心區的規劃和布局這壹重要學術課題，獲得了壹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
壹、確認宮城西墻，最終搞清了宮城的範圍、結構及時代。根據鉆探勘查掌握的線索，在宮城西墻可能存在的區域進行追探和試掘，最終確認了宮城西墻。宮城西墻殘長150余米，基槽寬約2.4米余。至此，宮城輪廓全面顯現。宮城平面略呈縱長方形，城墻沿已探明的四條大路的內側修築，在宮城外側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宮城使用時期的大路。東、西墻的復原長度分別約為378米、359米，南、北墻的復原長度分別約為295米、292米，宮城總面積約10.8萬平方米。
依據多組層位關系和出土遺物，可以確定宮城城墻的始建年代為二裏頭文化二、三期之交，壹直延續使用至二裏頭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發現了宮殿區外圍的第四條大路，確認中心區道路網的存在。在追探宮城西墻的過程中，又在宮城西墻外發現了另壹條南北向大路，殘存長度200余米。已發現的四條大路的走向與1、2號宮殿基址四面圍墻和宮城的方向基本壹致，構成遺址中心區的道路網；其圍起的空間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集中區，面積逾10萬平方米。經解剖發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裏頭文化早期至晚期壹直延續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宮城西南部的7、8號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築遺存。在宮城南墻西段和西墻南段，各發現壹座與夯墻方向壹致的夯土基址，跨建於城墻的建築軸線上，與城墻相接。其中7號基址位於宮城南墻之上，恰好坐落於1號宮殿基址南大門的正前方。8號基址建於宮城西墻之上，位於1號基址的西南。從層位關系和相對位置看，兩座夯土基址的建築與使用年代與宮城城墻相同。
由上述新發現可知，二裏頭遺址的中心區有縱橫交錯的道路網，宮殿區圍以方正規矩的城垣；宮城、大型建築以及道路都有明確的方向性，宮城內至少分布著兩組具有明確的中軸線的大型建築基址群。這是壹處經縝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裏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標尺性意義。
四、在宮城以南新發現壹處大型圍垣設施。這壹大型圍垣設施的垣墻分為兩部分。第壹部分編為5號墻，已確認了東墻北段、東北角和北墻大部。其中東墻位於宮城東墻的南向延長線上。已知東墻長度達80余米，且繼續向南延伸。北墻北距宮城南墻11米余，與其大體平行，已知北墻長度近200米。5號墻的寬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為二裏頭文化二期，至少東部地段延續使用至二裏頭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編為3號墻。該墻位於上述5號北墻以南約7米余，與其大體平行，方向88度。墻寬與宮城城墻壹樣，也在2米左右，有較寬深的基槽，夯築質量高於宮城城墻。已確認的長度達200余米。始建年代為二裏頭文化四期偏晚。該墻應為圍垣設施北墻的加固增築部分。
宮城以南新發現的夯土圍墻，內側即為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遠處則有大型青銅冶鑄作坊。有理由推斷，這壹以圍墻環繞的封閉區域極有可能屬官營手工業作坊區。這些發現為探索遺址中心區的功能分區提供了重要線索。
五、新發現了壹處綠松石器制造作坊遺址。2004年春，我們在宮城以南發現了壹處綠松石廢料坑，出土綠松石塊粒達數千枚，相當壹部分帶有切割琢磨的痕跡。據初步觀察，有些石料尚可作為原料使用。該坑時代屬二裏頭文化四期偏晚。在後來的工作中循此線索進行系統鉆探，在30余米見方的範圍內普遍發現綠松石廢料，又經小規模的試掘，確認這壹帶存在壹處範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器制造作坊遺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裏頭文化三期。
六、確認宮城東北部二裏頭文化末期大型建築基址群的存在。在2號宮殿基址北墻外，發現了另壹處大型建築基址群。其中6號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積達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為二裏頭文化四期晚段。該基址由主殿、西廡和東、南圍墻及其圈圍起的院落組成，其東墻即宮城東墻。發掘區內發現的遺跡有大型夯土臺基、若幹柱礎和夯土墻，其西廡南北排列的柱礎與2號基址西廡廊柱大體在同壹直線上。位於6號基址以西，與其隔路相望的至少還有1座大型夯土建築基址，詳情有待進壹步探明。始建於二裏頭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築基址群屬首次發現，為判明二裏頭都邑的興廢過程提供了新的資料。
七、揭露出大型綠松石龍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宮城東部早期大型建築3號基址南院內的墓葬時，於其中壹座貴族墓中發現了1件大型綠松石器。經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護技術人員的努力，壹件綠松石龍形器於2004年夏秋之際被清理出來。器物全長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於有機物上，組成龍身和圖案，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頭略呈淺浮雕狀，為扁圓形巨首，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這壹綠松石龍形器的發現彌足珍貴。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
作為華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壹個已知點，二裏頭遺址其實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謎本身又是解開華夏文明形成之謎的鑰匙。關於遺址的調查、發掘與研究，尚有許多課題需要通過考古學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學科合作來完成，任重而道遠。我們相信，隨著以聚落形態研究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學手段在內的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二裏頭遺址在探索華夏文化的源流、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也將進壹步彰顯，展現出新的輝煌。（許宏）
新砦遺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進展
新砦遺址位於河南省新密市（原密縣）劉砦鄉新砦村，東北距鄭州市32.3公裏，該遺址以富含從龍山文化向二裏頭文化過渡時期的“新砦期”遺存而著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之後，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和第壹階段研究的首批啟動項目之壹，通過2002年~2005年的持續鉆探和發掘，這壹課題已經初步取得了明顯進展。
壹、初戰告捷：2002年摸底調查與重要線索
2002年春，從遺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線狀鉆探，經過初步鉆探大體確認遺址的總面積約為70萬平方米。考古學者分別在遺址各區進行試掘，了解到遺址內各區大體同步，***同經歷了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從而表明新砦遺址的四個區原本有可能是連接在壹大片的大型聚落遺址。在梁家臺東北高臺地進行網格狀鉆探，發現壹大塊地方（南北約15米、東西約50米）基本上不見灰坑，鉆探出來的土層土質堅硬、包含物極少，很有可能為重要遺跡現象所在地。在梁家臺村東北高臺地進行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大型建築壹座。該建築為淺穴式，當年追查出該建築南北寬14.5米、東西長50米以上。
二、重大發現：2003年發現圍壕與城墻
2003年上半年通過鉆探和試掘發現新砦圍壕，圍壕的平面基本呈圓角長方形，將整個遺址包圍起來。圍壕寬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個別地段寬達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圍壕的中間地帶，發現有壹寬30余米的缺口，當為通向聚落內部的門道。2003年下半年，發現位於圍壕以北約200米處的東西向外壕。在遺址的西南部發現包圍A區的內壕。2003年下半年，對北圍壕進行解剖，確認內壕的內側原定為“黃色填土”的部分實為城墻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溝的填土。新砦遺址發現城墻是新砦遺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獲。
三、擴大戰果：2004年大面積揭露大型建築與城墻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嘗試采用同心圓加發射線式鉆探方法，對遺址西北部即B區及其西北高地進行鉆探尋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對A區大型建築和城墻西北角進行大面積發掘。兩項結果都取得圓滿成功。
通過對大型建築的發掘，進壹步查明該建築東西長度成果90米、南北寬14.5米。當年已經將大型建築的大體範圍揭露出來。城墻西北角的發掘證實了鉆探的正確性，城墻轉角處平面為史前城址常見的弧形轉角，地層關系與土層結構、形狀亦與北城墻解剖溝所發現的壹致，初步說明新砦城墻和壕溝的確存在。
四、初步結論：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築和西北城角
通過對大型建築的全面揭露和重點解剖，查明大型建築整體呈刀把形，總面積達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壹條東西向大路為基礎，向大路南北兩邊延展，首先挖成壹個低於當時活動地面的大型基礎淺坑，再於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條和數列“窄墻”，基坑內亦相應鋪設數層厚約5厘米~10厘米的墊土層，形成踩踏面。在這壹大型活動場所的基坑周邊及其圈定的範圍內部不見柱洞，說明它很可能原來就是壹處大型露天活動場所。至於其功能，有可能與古籍記載的“坎”之類的祭祀遺跡有關，當然，也不排除為壹大型公***露天活動場所的可能性。
通過對西北角城墻經過重點解剖，發現了新砦期的城墻被二裏頭壕溝打破的地層關系，這樣的地層關系在東、北和西三面的城墻與壕溝的解剖溝處處可見，顯然表明新砦城墻與壕溝式有計劃統壹施工的結果，這種將整個遺址包圍起來的遺跡只能是人工修築的城墻及其護城河，不會是自然河道的遺留。
新砦遺址聚落布局的探索雖然已經初步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前面要解決的疑難問題還很多，我們期待著更多的人們繼續關心和新砦課題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更大更多的收獲。（河南新砦隊）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取得重大進展
繼2001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臨汾市文物局在陶寺發現了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後，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為重點聚落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會組織”子課題中。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發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況。***發掘3000余平方米，確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貴族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大貴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天文觀測建築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約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於陶寺遺址的東北部，城內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從Q4至中梁溝東岸），面積約56萬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宮殿區位於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約5萬平方米。陶寺宮殿區位於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東北部。在清理宮殿區的情理過程中，發現大量建築垃圾堆積中，出土了大塊裝飾戳印紋白灰墻皮和壹大塊帶藍彩的白灰墻皮。同時還清理了壹些普通居住區難得見到的器物，當屬宮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殘片、綠松石片、紅彩漆器、建築材料陶板殘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竈等，這些奢華的遺物證明，即便是這裏的建築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質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著這裏的建築規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級最高。
我們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鉆探出壹處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為圓角長方形，開口長5、寬3.65米，底長5.2、寬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約1.4米，墓深約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處的填土中，發現1具被腰斬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壹個陶寺晚期的大擾坑，直搗木棺，正好將棺木上部大半毀壞。原有棺蓋板和紅布棺罩均被擾坑毀壞。擾坑底殘著留隨意拋棄的人顱骨5個，而墓主的頭骨則殘留在棺的襯板屍床上。擾坑底西部斜坡上殘留著被拉上來的棺蓋板，伴隨著擾亂的棺內隨葬品玉鉞1件、玉鉞殘塊1片、玉飾品和綠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壹根整木挖鑿出來的船形棺，長約2.7米、寬1.2米、殘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裏棺周圍的隨葬品沒有擾動痕跡，出土隨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鏃8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鉞的漆木柄），紅彩草編物2件，另有豬10頭，公豬下頜1件。
大墓周圍***清理墓葬6座，時代均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謂中型墓長在3米左右，寬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長1.9、寬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壞，尤其中型墓均有獨立的擾坑，幾乎被擾亂壹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兩次盜擾，墓底殘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殘缺人骨，伴隨壹些綠松石珠。北壁壁龕內殘留壹組彩繪陶器和壹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雙耳罐2、盆1。另有動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內大型天文觀測建築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墻Q6為依托，向東南方向接出大半圓形建築。建築由半圓形外環道和半圓形臺基建築構成。建築基址由夯土臺基和生土臺芯組成遺跡包括外環道直徑約60米，總面積約為1740平方米。臺基直徑約40米，總面積約1001平方米。三層臺基生土芯直徑約28米，面積約323平方米。
城墻Q6、環道、和第二層夯土臺基基礎皆使用小板塊錯縫法夯築。
環道呈半圓形，環繞臺基。由臺基東側路溝和臺基南、西側的路基構成。環道西部接在城墻Q6上。東部以路溝橫穿城墻Q6豁口。夯土臺基大概有三層。
第壹層臺基呈帽檐狀，接在臺基的東部。可能主要擔當由正東門、東南角門上臺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臺屬於第壹層臺基，面向正東，很可能與東方祭祀有關。第二層臺基呈半圓環狀，東、西兩頭接在城墻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層臺基主要是觀測柱縫部分，在臺基的東部和西南與第二層臺基合為壹體。臺基芯主體由純凈黃生土構成，也以城墻Q6為依托呈半圓形。
第三層臺基夯土擋土墻內側那11個夯土柱以及10道縫，經解剖後發現是在弧形夯土墻基礎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來的，殘深6厘米~10厘米。基礎墻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層臺基南部結束，此處已無日出觀測意義。夏至縫柱建築基礎則設置在第二層臺基的基礎上。所有12道觀測縫，均可站在壹個觀測點望出去看到對面崇峰（俗稱塔兒山）上的某個點，由此點的日出制定壹個太陽年的“地平歷”（或稱定點歷）。經我隊近壹年的實地模擬觀測，這些縫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計20個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節令日出。臺基西南、西北部沒有發現觀測日落用的夯土柱縫遺跡。
最重要的發現是陶寺觀測點夯土標誌，它位於第三層生土臺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該夯土遺跡***有四道同心圓。中心圓面直徑25厘米，二圈同心圓直徑42厘米，三圈直徑直徑約86厘米，外圈同心圓直徑145厘米，基礎殘深26厘米。第二、三兩道環皆為柱狀，垂直上下。天文史學家基本認同該遺跡與天文觀測有關。我們認為它可能同時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遺址考古工作，從城墻、宮殿、王級大貴族墓葬、觀象與祭祀建築、大型倉儲等壹個要素方面，不僅為世人揭示出中國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壹個上古時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標本，在以考古證明“堯都平陽”方面又躍進了壹大步。陶寺觀象臺的考古發現引發了國內天文史學界的研究熱情，在國際天文學界已引起了熱切關註，英國《自然》雜誌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國天文學雜誌《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時報道了陶寺觀象臺考古發現的消息。中國科學院天文史學家席澤宗院士稱陶寺觀象臺的發現是中國考古天文學的真正開端。（何駑）
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考古發現與夏文化研究
王城崗遺址位於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鎮西部。這裏是潁河流經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遺址在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上，東部為五渡河，南部為潁河，遺址南眺伏牛山余脈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嶽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嶺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崗遺址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經進行過發掘，發現了東西並列，總面積在壹萬平方米的兩座小城。當時，發掘者提出，該城可能是文獻記載“禹都陽城”的所在。但是，由於城的面積過小，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認可。2002年~200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專題組，2004年~2005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態”專題組在告成八方王城崗遺址展開調查、鉆探和發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來發現的小城以西，發現壹座帶護城壕的龍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這座大城北城墻殘長約350米，殘高0.5米~1.2米，復原長600米；西城墻復原長度為580米；東城墻和南城墻的長度復原後分別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較好，長約620米，寬約10米，深約3米；西城壕僅保存西北角，殘長約135米，寬約10米，殘深1.5米~2米，復原長600米；大城的東、南兩側利用了自然河道作為城壕。復原後的大城總面積可達34.8萬平方米，是目前為止在河南發現的龍山文化晚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內，發現大面積的夯土遺跡和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遺存。
關於王城崗大城與原來發現的小城的關系，小城位於大城的東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處的夯土城墻，可知大城的年代晚於小城。從對兩者的包含物比較後可以初步認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屬於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三、四期。從王城崗小城與大城的位置看，當時人對王城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規劃的，即先建小城，後擴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區分或不同，是我們應在以後的研究中加以註意的。
考古資料顯示，這壹時期先後有兩座小城和壹座大城存在並可能被同時使用過。聯系到歷史上夏的鯀、禹、啟的傳說多集中在這壹帶，遺址附近曾出土戰國時期的“陽城”陶文，可知該地區戰國時期稱為“陽城”。小址開始被使用的時期為河南龍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於公元前2000年，我們認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親鯀“作城”有關，而興建年代略晚於小城的大城有可能與“禹都陽城”有關。
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已取得了不少***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裏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上述考古發掘和夏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與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有足夠的認識和估計。
新發現的王城崗大城，已引起學界的高度關註和重視。隨著此項考古研究工作的繼續，王城崗城址的“禹都陽城”說將會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時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和其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認識會不斷深化，它必將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難得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