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學與文獻學的“國寶”
徐森玉先生被尊為“國寶”，是當之無愧的。徐先生是我國傑出的文物學家和文獻學家，他與魯迅先生同齡，曾經是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的同事。他見多識廣，滿腹經綸，有些還是“絕學”。但他壹生謙虛低調，不喜撰述，很多學問未能通過著作留存下來。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學術貢獻的人並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誕生130周年紀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紀念，我們應該懷念他，彰揚他的精神。
帶傷赴上海搶救古籍文獻
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曾親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稱他為“國寶”。最早向周總理介紹和推薦“國寶”徐森玉的，應該是鄭振鐸先生；而最早尊稱徐先生是“國寶”的，也正是鄭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鄭振鐸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後發布於《新文學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裏看到鄭先生這樣說：
森老為今之“國寶”，應萬分的愛護他。別的老人們徒有虛名耳，他乃是真真實實的壹位了不起的鑒別專家，非爭取他、愛護他不可。他是壹個“全才”，他的壹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應該爭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觸，多請教他。如果他離開了上海，文管會準定辦不成，且壹件東西也買不成。
當時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鄭先生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負責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唐弢時任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而徐先生則為華東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後來又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鄭先生此言，充分體現了對森老極大的尊重。我最初讀到這些話時，還有點懷疑鄭先生對森老的評價是否誇張。隨著我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體會到，鄭先生對徐先生敬重有加，不僅因其學問，更因其愛國精神。
鄭先生與徐先生至遲當在1930年代初就相識了，但他們互相深知對方，結成忘年（徐與鄭父同齡）之交，則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抗戰初，徐先生在內地負責故宮文物和北圖珍本的轉運和庋藏，鄭先生則在上海參與領導文化界救亡運動。川黔山路崎嶇，為保護國寶，徐先生連腿也跌斷了。而在“孤島”上海，鄭先生除了公開的抗日活動外，還與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人秘密發起組織了壹個搶救保衛民族文化的“文獻保存同誌會”。他們爭取到在重慶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即原“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撥款，用於為國家搶救珍本圖書。鄭振鐸等人將三十多年前沾滿了中國人民血淚的“庚子賠款”的壹部分，用來秘密搶救再次慘遭帝國主義搶掠的中國古籍文獻。
“同誌會”緊張工作了近壹年，徐先生由重慶方面特派，不顧腿傷，冒險來到上海，參與這項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以下凡所引鄭致張信，今均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寫道：
“昨日下午，渝有專人來，已至敝處接洽過。此君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鴻寶（乞秘之），現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他們再三的托他來此壹行。有許多話要談。”從此，鄭先生便與徐先生幾乎日夕相處。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張詠霓三人應約至鄭家聚餐，決定將當時收購的圖書裝箱後，均由鄭、徐二先生***同簽字貼封為憑。23日，由鄭振鐸化名“犀諦”（從其筆名“西諦”來）、張詠霓化名“子裳”（從“霓”字來）、何炳松化名“如茂”（從“松”字來），聯署發電報給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負責人（時尚未正式任館長）蔣復璁，並轉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第壹句話就是：“森公已到，談甚暢。”（以下凡所引致重慶電、信，今均存臺北“國家圖書館”）年已六旬的徐先生還與鄭先生壹起去嘉業堂等處鑒定和挑選圖書。
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蔣復璁信說：“此間事實際奔走最力者，當推西諦兄。……自森公駕臨後，日夕與西諦兄商討新本，檢點舊藏，逐書經眼蓋章，勞苦功高，同人極為心折。”當時，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給重慶當局去信，認為鄭先生最辛苦，應該給他壹點補貼。此事被鄭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給蔣先生寫了壹封長信，說：“森公在此，每事請益，獲裨良多，至感愉快！幾於無日不聚，聚無不長談。奇書***賞，疑難***析，書林掌故，所獲尤多，誠勝讀十年書矣。惟近有壹事，殊使弟深感不安，為弟之立場計，不能不慎重聲明素誌。蓋頃從某友許獲悉森公曾去函尊處，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幹報酬。此事殊駭聽聞！弟事先毫不知情……”鄭先生堅決謝絕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動。
至6月，壹部分珍本已分批郵寄到香港，由鄭先生老友許地山等人收下暫存，然後再設法運往重慶。鄭先生打算親自赴港辦理轉運等事，徐先生也想轉道香港回內地。1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我大約本月底即將動身。森公歸心如箭，亦將同行。”今在臺灣還保存著24日鄭先生起草的發給蔣復璁的密電：“公是貨（按，宋人劉敞有《公是集》，‘公是貨’暗指所購劉晦之善本書）已運港，急待點交，擬推諦於便中南行，專辦此事……森公亦決意內行者，與尊處專員面洽尤佳。餘事俟諦返後續運。”
後來，徐先生於7月24日乘船離滬赴港，鄭先生則因工作實在走不開。他後來在《求書日錄》中回憶說：“國際形勢，壹天天的緊張起來。上海的局面更壹天天的變壞下去。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收得的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遷地為良之計。首先把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托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這事，費盡了森玉先生的心與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這次在上海，與鄭先生並肩奮戰了七個多月，離開時還毅然承擔了保護和攜帶兩大箱“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的艱巨任務。7月25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森公最為謙抑，且富苦幹精神，處處願意自己吃虧，而不肯妄耗壹文公費，誠今之聖人也！得聚首多時，實為平生幸事。
鄭先生等人稱徐先生為“今之聖人”，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9月11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致蔣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運尊處……現寄遞各書，均系由森公獨力負責。寫中英文書目及付航郵各事，均是森公親自料理。投寄時，森公竟立候數小時之久！可佩，可感！餘書裝箱起運，亦系森公獨自主持。犀（按，即鄭振鐸）本約定與森公同時南行，因此間瑣事極多……竟不能與行，未得稍分其勞，心中至為慚愧不安。裝箱事，聞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畢，可想見其麻煩瑣細，非森公之耐苦耐勞者，決難從事也。”
“壹切看在書之面上”
徐先生剛走，鄭先生立即又面臨搶救收購南潯張芹伯的大批極其珍貴的適園（又稱菦園）藏書之重大戰役。今見8月26日鄭先生致徐先生信說：“此事如成，我輩之工作便無多大重要者矣……為民族文化計，我輩決不辭勞瘁，不畏艱苦。亦書生報國之壹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請益。甘苦與***，回味猶在。今復何可得乎？先生能再來壹行乎？深盼能有此壹日！”這批書價錢昂貴，必須說服政府撥給巨款，而重慶官方“識貨”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內地正好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昨得森公自渝來壹‘江’（按，即3日）電，雲：‘芹貨決購，款即全匯’。”此事實非同小可！今在臺灣看到當時教育部有“為奉主席代電令，仰該館（按，即央圖）迅即鑒定收購南潯張氏適園藏書具報”之文件，可知收購適園書之事還壹直通到了蔣介石那裏。
經費問題雖然終於解決，但鄭振鐸在前方與張氏的議價談判卻反反復復，壹波三折，極其艱難。直到10月2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還說：“聞芹書有某方向之接洽說，時刻有變化發生……如芹貨竟為某方所奪，關系非淺！”“某方”當然是指敵偽。而翌日，鄭與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終於報告大事成功，並附《希古堂與張芹伯訂立購買菦園全部藏書合同》。今在臺灣見到這份鄭振鐸手寫的信和合同，“希古堂”無疑是“同誌會”的壹個化名。信中說：“此合同可於今日下午或至遲明日下午簽訂。簽訂後，乃可放下壹件心事矣！數月辛勤，告壹結束，殊可自慰也……俟合同簽妥後，當即進行潘貨（按，指寶禮堂宋元版藏書）……又聞瞿氏兄弟有分爨說，藏書（按，指鐵琴銅劍樓藏書）亦將剖分為三。剖分後，恐必不能保。此必須設法羅致之者！祈尊處留意及之為荷！”可見，當時他們的這種沒有硝煙的戰鬥又有多麽緊張。
適園藏書壹役結束後，11月13日深夜，鄭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箋紙，用毛筆給徐先生寫了壹封充滿深情的長信：“……芹貨業已成交……此實二十年來壹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當代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懇摯之謝意也！檢點、搬動，壹手任之。若飲醇酒，陶然自醉。於時人聲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瑩晶壹片，益增靜謐之感。然同賞者何在乎？得意會心，相視而笑者復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雲（按，指不久前曾來滬的北圖趙萬裏）北去，孤獨之嘆，與日俱增，而此時尤甚！人皆知黃校黃跋之可貴，然知其可貴之處究竟何在者，有幾人乎？曾約數公閱書，但均似不甚熱心。深感敗興也……然書款殊為拮據，支付尤為麻煩。獨力應付，挖肉補瘡，先生當能想見其困難之情形也！嗚呼！壹書之獲，豈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爭得之者！憤懣之極，每思放手。然壹念及先生‘壹切看在書之面上’壹言，則又勉強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陳編，益念責任重大，則又不得不獨肩其難也……”在這封信中，鄭先生把徐先生視為搶救文獻的知音。他受盡委屈，但只要壹想到徐先生說的極其樸實的“壹切看在書之面上”壹語，就又堅持下去。他滿懷激情地說，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都應該向徐先生致以最懇摯之謝意！
再次秘赴上海保護珍貴圖書
鄭先生寫信後不到壹個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當天，上海徹底淪陷，“同誌會”的搶救工作被迫停止。從1940年春至此，他們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為國收書，鄭振鐸《求書日錄》中記載：“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竟會有這末好的成績！”在鄭先生的戰友、魯迅夫人許廣平被日軍逮捕後，17日，鄭先生在壹位前輩那裏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從此他離家秘密隱居，直到抗戰勝利。就在同壹天，在重慶的徐先生給蔣復璁寫信說：“現平方全館（按，指北圖）業被偽組織接受，勢將及滬存之書，欲避此難，惟有照西諦兄分藏辦法，將此三百數十箱分移多處民房中密藏……弟擬變易姓名，穿過各淪陷區，秘赴滬壹行，專辦此事，延此將絕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歲月，已不足惜。韓冬郎詩雲：‘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弟嘗諷誦此句，深自引愧。設此役完成，則此疑亦決矣！”徐先生從民國初年始，就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當時，北圖也有不少書秘密運存在上海。徐先生為此憂心如焚，不怕犧牲，要求潛回上海去保護這些圖書，充分表現了他的崇高的愛國精神。此時化名轉入地下的鄭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險化名給徐、蔣寫信。今見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給蔣復璁的隱語信：“前上壹函，諒已收到。此間壹切安寧，家中大小，自菦翁（按，暗指張元濟，借藏書家張菦圃名而來）以下均極健吉，堪釋遠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漲，甚為浩大，但尚可勉強維持現狀耳。現所念念不釋者，惟港地親友之情況耳。公是壹家（按，暗指運港之善本書），是否平安無恙，尤為牽腸……壹家離散至此，存亡莫蔔，終夜仿徨，臥不安枕……致聖翁（按，指徐森玉）壹函，乞代轉致。”令我驚喜的是，鄭先生托蔣先生轉致“聖翁”的那封隱語信，我在臺灣也看到了！信中說：“前上二函，已收到否？聞有東來意，殊為焦急。蓋以關山修阻，又值嚴冬天氣，高齡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間親友安吉如恒，尊寓大小，亦極為平安。敝處自菦翁以下亦均托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壹家（按，守君指北圖負責人袁守和，這裏指該館存滬圖書）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婦孺輩未免乏人照料耳。聞北寓已由啟君（按，指又名啟明的周作人）代為料理，其長公子則已遠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書已運美國）。先生與守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與北圖有三十年深厚關系），自不免罣念，古道熱腸，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錦上添花，不聞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誼，守君家中人聞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懇保重身體，勿急急來此為要！春暖不遠，四五月間來，當不若冬日之風雪載塗也。”
原來，鄭先生在上海也聽說了徐先生想冒險來滬的打算，欽佩之余急忙去信勸阻。後來，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潛赴上海。徐、鄭兩先生又壹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勵，堅守崇高的民族氣節。
1970年，臺灣的牟潤孫先生撰寫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壽序》，提到徐先生：“戰時以維運古物，至於覆車折腿，復間關奔走，鳩集誌士，搜采書籍於東南，厥功尤偉……世有良史，將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也必矣。”我們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應該將徐森玉、鄭振鐸這樣的先輩“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
錢鐘書贈詩贊揚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欽佩，因此錢鐘書先生才會充滿深情地寫了《徐森玉丈（鴻）間道入蜀話別》：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
西江望活鮒，東海羨逃鰻。
送遠自崖返，登高隔隴看。
圍城輕托命，轉賺祝平安。
（現收入《槐聚詩存》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