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序列化空間組織”的說明
序列化空間組織指的是建築主要動線上的多個空間的壹種組合方式。這裏主要動線壹般是建築的南北軸線（也有例外，如園林）；序列化指的是多個空間以明確的“界面”（門或堂等）來分隔和聯系，從而形成壹系列空間的層次和秩序。
正如通常情況下被普遍認為的，中國古建築的單體形象有很大的相似性，這正反映了建築象征意義的傳達主要通過序列化空間組織的整體進行，而單體形象，作為序列化空間組織中的壹個“界面”，往往缺乏壹個獨立的、完整的建築象征意義。
序列化空間組織對象征建築象征意義的傳達，嚴格來說必須引入主體性的因素。只有通過制度文化的規定，我們才能比較確切的了解壹系列看似重復的空間有什麽不同的含義。而如果僅從幾何空間的構圖出發，那麽多個空間之間的“界面”（門或堂等）就成為研究的重點。不同“界面”的處理方式，不同“界面”所限定的空間尺度，不同“界面”之間的關系，等等在中國古建築中都有其象征意義。這裏必須強調的是，“界面”對象征意義的傳達是要通過壹系列“界面”的差異性來體現的。
中國古代哲學對日常人倫世務的重視，使得政治思想和倫理學在整個理論意識形態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儒家學說”可以被後人稱為“儒教”，“禮制”也可以被稱為“禮教”。“禮”本來就是對人的行為的制度規定，而人的行為是在壹定程度上可以通過空間形式反映的。因此本文把以“禮制”為中心的儒家學說的發展，等級倫理制度的形成和確立和建築主要動線上的序列化空間組合方式的發展相聯系，作為對應因素來考察。
即使僅從幾何空間的構圖出發，對序列化空間組合中的 “界面”進行研究，也仍然是壹個復雜的課題。本文只從序列化空間組織和“明堂式”構圖的消長關系作壹簡單的分析。
2.序列化空間組織的發展以及和“明堂式”構圖的交叉關系
西周宗法制度的確立，以現世的倫理秩序取代了殷商的尊神重巫的宗教文化，同時在古籍中也有周天子“三朝”，“五門”的記載，成為早期建築空間縱深布局的典型例證。正如儒家學說占據統治地位要遲至東漢以後壹樣，“三朝”、“五門”制度的整理也得益於東漢的儒生。從單壹的“明堂”式空間分化出不同的儀式空間，是壹個連續的邏輯過程，從漢代的東西廂到六朝的東西堂壹直到後期的縱三朝制度，可以看成是世俗禮儀逐漸加強的緩慢過程。而典型的“五門” 制度只有在明南京和明清北京才形成。
佛教寺院的布局變化是壹個例證。早期傳入漢地的佛教偏重於小乘教理，這種具有較強的超越現實的宗教色彩伴隨隨著的是佛塔中心式的構圖。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見在佛教傳入初期，樓臺的營造之盛。只有在大乘佛教教理盛行以後，入世的修煉，現世的秩序才被重視，縱深布局的序列化空間組織也才在佛寺中流行起來。而後世的寺廟和宮殿、官府在空間布局方面也就很相似了。
皇家陵墓的陵體布局從唐到明清也體現了構圖方式從中心對稱到軸線引導的變化。唐代在山陵四周築以正方形墻，四面辟門，四角建角樓。明清陵體放棄了方形布局，采用前方後園，圓形寶頂，四周圍以墻，僅南向辟門。
序列化空間組織的構圖和“明堂式”構圖的關系並非完全不相容。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在序列化空間組織的壹些節點上仍采用類似“明堂式”構圖方式（即主體建築在院落的中心）。這在大量的宮殿、寺廟實例中都可以見到。這正反映了“禮教”對“宗教”的兼容性，或者說，反映了等級倫理制度中，“尊者”對“卑者”關系的絕對性。而在這種交叉關系中，序列化空間組織無疑是根本的。
這種序列化空間組織中的節點采用類似“明堂式”構圖方式，在壹定程度上還反映了制度文化中的細微的部分。例如以唐代的《戒壇圖經》的律宗寺院格局作為當時庭院組合方式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每壹個小庭院當中都有壹個作為構圖中心的小殿堂。從這裏仿佛可以看到當時林立的藩鎮割據現象。這裏需要進壹步解釋的是，藩鎮割據是“封建”制度的遺存，而“封建”制度起源就是宗族的分封制度。宗族間關系同時也反映在大家族的聚居生活形態上，最終落實為庭院的組合方式及其體現出來的控制關系。
五、兩個引申的問題
1.“明堂式”構圖對形成“殿堂式”結構類型的作用
《營造法式》的殿堂式結構形式的形成，在技術上是井幹式的影響，這壹點已經為許多研究者指出；在功能上和多層樓閣有關，這壹點沒有得到充分的說明；在社會文化背景上的研究更少。如果考慮到“明堂式”構圖在高等級建築中的延續性，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木構架發展的早期階段，也就是漢魏北朝時期樓閣作為高等級建築的普遍性，對殿堂式形成的幾個因素可以得到壹個較完整的解釋：
（1）陳明達先生對早期木結構技術的研究指出，在鋪作形成和大量早期建築形象中，都有井幹式的影響。本文在此基礎上進壹步推測，秦漢以後，高臺建築向樓閣式建築發展，木結構的多層建築采用了井幹式的木構架體系，在此基礎上促成了鋪作層的產生的擡梁式的出現。而樓閣的應用首先是在皇家的建築中，在各種充滿象征意味的“中天臺”、“神明樓”乃至後來的佛塔中。皇家的建築活動刺激了樓閣技術的進步，反過來又使這種技術形式獲得特殊的等級象征性。
（2）漢代畫像磚中的建築形象，已經出現了穿鬥、井幹、三角架等多種形式。民間建築並沒有太多的高層的需要，只有在皇家建築中才采用並發展了井幹式。而井幹式的技術，壹方面滿足了高層的需要，另壹方面又吻合了皇家建築在早期（更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時期）對“明堂式”構圖的需要。
（3）《營造法式》的殿堂式結構形式，實際上保留了 “明堂式”構圖的中心對稱模式，因此它不是用只有壹個維度的側架圖來反映，而是用整體式的分槽形式來反映。換句話說，象金廂鬥底槽這樣的例子，在草架以下，它的平面、正立面和側立面只有間數的區別，幾乎沒有實質性的不同。在這個意義上，佛宮寺釋迦塔的例子更明顯。
（4）井幹式構架的中心對稱性，使得縱架和橫架的劃分只有相對的意義。對每壹個立面而言，看到的都是縱架的表現。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在東漢崖墓、南北朝石窟的局部建築形象中（它們都屬於當時的高等級建築），看到的都是縱架的顯著效果。
2.“四合院式”構圖的反思
中國古代建築群體的組合方式，以庭院的使用為突出特征之壹。三千多年前的河南偃師二裏頭的壹號、二號宮殿遺址都出現了庭院，可見庭院的歷史很久遠。當史前庭院遺址和明清四合院被聯系起來時，“四合院式”構圖往往被看作中國古代建築形態的基本特征。這裏的“四合院式”指建築物周邊布置，中心為庭院的構圖方式。很明顯，這種構圖方式和前述的“明堂式”構圖是有矛盾的。
要澄清這壹問題並不容易。這是因為四合院式建築本身有它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早在漢代畫像磚中就出現了四合院式的建築形象。但是如果以“四合院式”構圖作為中國古代建築形態的基本特征，還需要加以討論。筆者在對閩粵交界區的“從厝式”民居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國早期庭院的“堂廡式”及“堂廂式”的模式，其特點是庭院的構圖中心是實體形態的“堂”；在庭院的組合秩序上提出了從“向心圍合式”到“單元重復式”的演進，並結合家族制度的變遷和人口遷移對現存“從厝式”民居現象作了初步解釋 .本文在此基礎上對“四合院式”構圖的形成和發展試作如下解釋：
（1）就單合院而言，四合院式建築有可能出現得很早，但是它的普遍性是可以懷疑的。壹方面大量的鄉村民居可能並沒有嚴格建築意義上的院落；另壹方面類似“明堂式”構圖的堂屋居於院落中央的例子也可能在歷史前期長期存在，典型的例子可見於敦煌晚唐85窟壁畫的壹個住宅形象中。
（2）中國古代建築形態的基本特征更主要的在建築群的整體中表現出來。因此考察“四合院式”構圖在建築群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在當代的壹些文獻中，中國古建築群體組合方式常常被簡約為壹種“單元式”的網格擴展的方式。李允的觀點或可作為代表。這是壹種從四合院為單元的，向縱橫兩個方向（進、路）平均展開的均質的網格狀平面擴展模式。這是壹種有強烈功能主義色彩的觀點。中國古建築群體是壹個有開始、高潮、收尾不同處理的序列化空間組織，把它看成均質的平面網格是不合適的。即使忽略建築形象的具體處理方式，中國古建築群體也不能看成是四合院空間的疊加。
前文論述序列化空間組織的發展以及和“明堂式”構圖的交叉關系時，已經指出序列化空間組織的壹些節點上仍采用類似“明堂式”構圖方式（即主體建築在院落的中心），在大量的宮殿、寺廟實例中都可以見到。本文把序列化空間組織的節點從采用類似“明堂式”構圖方式到“四合院式”構圖方式的轉化稱為“構圖中心的虛化”，這種“構圖中心的虛化”在宮殿、寺廟等建築中是有壹定限度的，因為這種高等級建築始終要保留壹定的神化色彩。
只有在大型民居建築群中，才可以見到四合院簡單疊加的例子，但這並不是從來就有的。由於缺乏早期民居建築的實例，此問題還難以得到確證。考慮到中國古代建築在功能上的通用性以及早期民居建築和寺廟建築的通用性，大型民居建築群中“構圖中心的虛化” 應該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作為壹個反證，在現存閩粵交界區的大量“從厝式”民居的中，群體的組織完全不是四合院的簡單疊加。
六、小結
建築空間的觀念解釋是可能的，簡單的模式有利於對歷史的宏觀把握。在此基礎上完善理論解釋模式，引進歷史演進的因素，把研究引向深入則是必須的。從文學家們發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感慨，到 “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喟嘆，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本文對“明堂式”構圖（樓臺）和序列化空間組織（深院）的論述只是對這個歷史過程的壹種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