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作為中華文明的瑰寶，在史學和文學方面都堪稱不朽的傳世經典，其價值不可估量。論 歷史 跨度、論內容的翔實豐富、論文采……迄今無出其右者。
能創作出這麽壹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響。除了要具備淵博的學識，還得有過人的意誌力。司馬遷為什麽動念寫這樣壹部書？又是什麽支撐著他完成了這項大“工程”？
研究《史記》、研究司馬遷，有兩篇文章是必須爛熟的：壹個是《太史公自序》，壹個是《報任安書》。司馬遷的心路歷程，在這兩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兩篇文章的內容有很多重疊之處：都提到了自己創作《史記》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際，並且對《史記》做了大概的介紹。然而細觀下來，會覺察到兩者有顯著的區別。
先說《太史公自序》。壹上來，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見這個“先人”對司馬遷影響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在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壹職。太史令是專司政府資料檔案文件的官員，壹天到晚接觸的就是各種外面見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馬談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學家，這就為司馬遷走上史學研究道路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和環境。
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接替其父成為新壹任太史令，兼承家學及工作便利，博覽古籍；再加上二十歲開始漫遊全國的經歷，使他已經有足夠的積累來完成壹部史書。於是，四十二歲那年，司馬遷著手寫作《史記》。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復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為了完成其父之願，傳承祖業——這是他寫作《史記》的第壹個原因。
對於司馬遷的寫作動機，曾和他壹起參與定律例的上大夫壺遂提出過質疑。壺遂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因為不被當時的掌權者賞識，不得已而為之；妳司馬遷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幹嘛還要做這種事？
對此，司馬遷的回應可以用壹句話概括——這是我的職責！
司馬遷再次引用他父親的言論，歷數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時創作《易》的八卦，唐堯、虞舜的功績由《尚書》《禮》《樂》記載，商湯、周武的隆盛見於《詩經》，對夏商周三代美德進行褒揚的是《春秋》。而我們漢朝建立以來，直至當今的聖明天子，順天應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對此竭力頌揚，仍覺不夠。賢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恥辱；聖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記載傳揚，則是史官的失職了。而我就擔任過這個職務，如果廢棄主上的明聖和盛德不記載，埋沒了功臣世家和賢大夫的功業不記述，違背了祖先的教訓——那我的罪過就大了！履行職責，恪盡本分——這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第二個原因。
肯定有人會說：這不是在拍皇上的馬屁嗎？說實在的，就是這麽回事兒。司馬遷寫《史記》是為了替漢武帝歌功頌德？當然不是！但在當時，他要把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個立得住腳的理由。把自己寫作的初衷定義為“頌揚今上的功績”，這就堵住了那些質疑者的嘴。
這兩條理由都中規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讀過《報任安書》才會知道，司馬遷堅持完成《史記》，最根本的動力是——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壹次背誦《報任安書》，到現在，這封信來來回回背過不下百遍。這篇文字的亮點實在太多：內容豐富、情節曲折、文采洋溢……正是這些吸引了我的註意力，使我忽視了最重要的壹點——作者的心情。
司馬遷在這封書信中稱自己為“刑余之人”“掃除之隸”“閨閣之臣”“刀鋸之余”——可見，他心裏的自卑。古代的各種酷刑，如車裂、菹醢等，固然令人發指；但相比起來，另壹類更慘無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馬遷所遭受的宮刑。
前壹類刑罰只是把肉體上的痛苦放大到極致，然如黥刑、宮刑等，則是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前壹類刑罰再痛苦，也持續不了太久，因為它是致命的，人壹死痛苦也就隨之而去；而像宮刑這樣的，不會致死，而是讓人在恥辱中茍延殘喘，真正墮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獄。
《太史公自序》是為《史記》寫的序言，措辭表意當然要規範謹慎；《報任安書》是給朋友寫的信，自然更隨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跡。
司馬遷借這封信詳細地回顧了自己人生中的這次重大變故，傾訴了心中的委屈和憤懣，甚至還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節而選擇降敵——雖然承認他是個國士；他怨當自己遭難時，身邊的朋友親信沒有壹個站出來替他說話——雖然他將其歸罪於自己平時不熱衷於維護人際關系；他怨漢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雖然口頭上說是自己沒把話講明白，導致聖上誤會。總之，自己無端蒙受這樣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這種心境下，說他含辛茹苦寫《史記》是為了歌頌誰——鬼才信！
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尊嚴”看得非常重，他們有壹種源自身份的驕傲。而在司馬遷所處的那個 歷史 時期，宦官的地位是極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與之同列。
孔子到衛國，看見衛靈公和宦官雍渠同乘壹車，馬上離衛國而去；商鞅覲見秦孝公，是宦官景監引見的，趙良據此勸商鞅引退，因為覺得他進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個時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馬遷覺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該受刑；受刑也就罷了，偏偏受的是宮刑！這樣的恥辱，使他終其壹生都活在尊嚴被摧毀的痛苦中。
首先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及“為天下觀笑”“為鄉黨所戮笑”——他在鄰裏鄉人前再也擡不起頭，任人指指戳戳。另壹方面，在朝中，他也無顏再說話。
任安之前給他寫信，建議他向朝廷推薦賢才。司馬遷在這封回信中反復申明：像我現在這種情況，還有什麽臉、什麽資格再“推賢進士”呢！我這樣的人在朝堂上說話，不是輕蔑朝廷，羞辱當朝的士人嗎？如今的情況，無論我用什麽言辭來美化自己、為自己分辯，也是徒勞，沒有人會信，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壹句“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讓人深切地感知到其處境的艱難。
其次是心裏的糾結和自卑。他自陳，從先人開始，家裏就是史官。而這個官職的地位，用他的話說，是“被主上玩弄，如樂工、戲子壹般被畜養，被世俗所輕蔑的”。
本來已經是這樣，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罰，真是低到塵埃裏去了。“士可殺不可辱”，這樣被人輕視、踐踏地活著，遠不如壹死痛快。然而他思來想去，又不能選這條路。
原因就是他認為自己已經錯過了最佳的自殺時機。他覺得若要保全名節，就應該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斷；若因為壹時遲疑，拖到受刑之後再自殺，那便於事無補了。
再有，他自我評價，當目前為止庸庸碌碌、毫無建樹，就這麽死了，不但不能觸動任何人，反會遭人恥笑。
那麽把自己的冤屈表達出來，向世人申辯，又是否可行？
司馬遷說，沒用。道理很簡單：“於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沒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時再辯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脫，又不能將委屈宣泄出來求得他人同情；在朝為官不敢說話，又不能致仕退隱；在鄉裏擡不起頭，連為父母上墳的臉面都沒有；出門被人指指點點，在家自己愁腸百結。司馬遷描述自己日常的狀態就是心裏總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門不知道往哪兒去；壹想到自己遭受這種恥辱，立刻汗流浹背，把衣服都濕透。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種情況下，只有壹個理由可以支撐他活下去——未竟的事業。他在兩篇文章中歷數了自古以來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賢，稱其為“倜儻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李斯、韓信等。這些人都有過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卻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這就是誌向和意念的作用。
顯然，司馬遷將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憑借壹部曠世之作傳名於後世，壹雪前恥。這是他創作《史記》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細究《報任安書》中這句：“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會覺得其中有壹種報仇的快感。
“償前辱之責”（“責”同“債”）——這是要清算跟誰之間的債？而司馬遷此時已被重新起用，任中書令之職，說明皇上已經原諒他了，為什麽他又會想到“萬被戮”呢？是誰、是什麽會導致他有被殺壹萬次的危險？
這兩個問題指向壹個答案——他要報復，報復那個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殘的暴君！雖然這樣的做法壹旦被發覺，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但他心意已決——壹定要做！而這個報復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記》，利用史官的特權讓漢武帝在 歷史 上留下永遠的汙點。這，是司馬遷忍辱負重完成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個動力。當然這樣的文辭必定是隱晦的、不露聲色的，但仍有跡可循。比如《史記·汲黯傳》裏就有“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樣的語句。這就是在嚴厲批評漢武帝是個面慈心狠、貪婪縱欲之君。而漢武帝耗盡天下財力，窮兵黷武以滿足壹己權力欲望；濫殺大臣、殘暴專斷的惡行，也通過司馬遷之筆留在了史書上。
此外，在《封禪書》壹篇中，司馬遷下筆毫不留情，對當時盛行的封禪求仙的荒唐風氣進行了深刻批評，暗中譏刺漢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計祈求不死藥的無聊之舉。
總之，司馬遷口口聲聲說寫《史記》是為了宣揚當朝明君的英明聖德，使其不被埋沒；而實際上，《史記》對漢武帝的各種過失毫無隱瞞包庇，整體來看，對其抑多褒少——盡管司馬遷作為壹名盡責的、有良知的史官，不會杜撰、歪曲事實，但面對這樣壹個毀了自己壹生的“兇手”，他很難在取舍史料、撰寫評議時不表現出壹定程度的傾向性。
可以說，司馬遷成功了。這部千古奇書使得他的所有目的——傳承祖業、盡責守職、洗冤雪恥、名耀後世——全部得以達成。他的人生通過《史記》得以逆轉，由壹個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壹躍而為世人仰望，躋身聖賢之列。
如此看來，是苦難和強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這部史書，以及其中蘊含的精神，亦遺澤於我們這些後世人。
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潛心撰述《史記》七年之久的司馬遷因替名將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辯白，觸怒了漢武帝，慘遭宮刑，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從身體上說，“大質已虧缺”，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從心態上說，與宦官為伍，被視為無行之人。因此活下來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說：“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但是，司馬遷硬挺著活下來了，他忍辱含垢，發憤著書，耗盡畢生的才華和心血，為自己、為時代、為民族寫出了《史記》這部超邁古人，淩駕百世的 歷史 巨著。
司馬遷忍辱著書的動力來源於哪裏呢？這主要取決於他氣勢恢弘的人生觀和悲壯濃烈的生死觀。
以“立德、立功、立言”為核心的激進人生觀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宮刑以後所以隱忍茍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這句話直接脫胎於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進的 “立德、立功、立言”來鼓勵自己的好友摯伯陵勇於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後之名，追求所謂不朽，是很有價值的。莊子的等死生、齊萬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講棄世出家，當然也不好名，但這種消極無為怎麽能夠作為人類主流思想推動 社會 進步呢？勇於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親司馬談的話：“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這種見解標誌著司馬遷在生與死的抉擇中形成了以“三立”為核心的人生觀，同時又將其升華為發憤著書說。司馬遷身上有壹種 “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氣概，“鐵肩擔道義，秉筆寫春秋”。這種自信，既是司馬遷的性格特點，也是他在《史記》中所描寫的許多人物的***同特征。
三千年的 歷史 長河，其間活躍的人物如鯉魚跳龍門，什麽人才可以有幸跳躍司馬遷手中這只如椽大筆的龍門，青史留名呢？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選人入傳的標準：“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如，他為商鞅立傳的原因是：“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尊其法”；在《刺客列傳》中，司馬遷歌頌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在《遊俠列傳》中歌頌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第壹次在正史中為地位低下的商人寫傳，歌頌了許多大商人為 社會 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但我們卻恰恰從班固的批評中看出司馬遷迥異於常人的選人標準，以及《史記》中這種非同壹般的個性色彩。
《史記》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積極入世、勇於建功立業、豪情萬丈的精神是極為可貴的。人類 社會 正是靠這種銳氣和力量，才得以不斷前進。
困厄逆境並不可懼，忍辱奮發方能成功
人的壹生不可能總是壹帆風順，栽跟頭、受挫折在所難免，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如何激勵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馬遷認為，人在困厄面前應該百折不撓，忍辱發奮，鳳凰經歷涅槃，方可獲得新生。司馬遷自己是這樣做的，受宮刑對司馬遷是奇恥大辱，他寧願九死而不願壹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親的遺願， “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於是他選擇了壹條更加艱辛的路——忍辱茍活，發奮著書。因為他有壹顆沒有被閹割，也永遠閹割不了的心，身殘處穢而靈魂高尚。他以 歷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偉大的人物為榜樣，在打擊中崛起，在困辱中奮進，“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並沒有說大話，經過十多年的潛心著述，人類 歷史 的光輝巨著《史記》終於完成。正因為受宮刑這種奇恥大辱，讓司馬遷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統治者的殘酷，他的思想升華了，境界提高了，表現在《史記》中對人、對事的看法更敏銳、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馬遷不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發奮，而且在《史記》中，他也表現出對這類人物的特別偏愛，極力褒揚那些不怕困難，百轉千回的 歷史 人物，如蘇秦、越王勾踐、範雎、季布。
《蘇秦列傳》寫蘇秦窮愁潦倒的時候，“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用懸梁刺股的毅力發奮苦讀，後來身佩六國相印，所有親人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蘇秦感慨萬千：“此壹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憚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就泯滅了自己的進取之心，而壹個有作為的人，不管面對什麽樣的屈辱，都毫不妥協氣餒，越是被逼到絕境，越能觸底反彈。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在中國婦孺皆知，蒲松齡稱頌他：“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範雎早年曾被魏齊所害，千辛萬苦逃到秦國，幾經奮鬥，做了秦相，逼得魏齊自殺，報了深仇；韓信曾受胯下之辱，項羽的猛將季布曾屈身為奴……他們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為了將來有東山再起之時，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遠大的人生抱負。
人生路漫漫，人們常說：“三貧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應當怎麽面對逆境和挫折呢？是壹蹶不振還是擦幹眼淚奮然前行呢？司馬遷為我們提供了壹種有章可循的光輝典範。“不平則鳴”、“窮而後工”，這既是對不幸者的寬慰，也符合“禍兮，福所伏”的辯證法則。司馬遷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異常寶貴。
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
孟子曾就生與死的問題談過自己獨到的見解：“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於面對，敢於擔當，司馬遷對生死問題的看法與孟子英雄所見略同。他認為：人在生死關頭要慎於抉擇，要死得重於泰山，萬不可死得輕於鴻毛。司馬遷由於慘遭宮刑，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與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最終選擇活下去，因為這裏面蘊涵著壹個有無意義、有無價值的問題。他說：“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只是壹個小小的太史令，如果這時候他死了，“與螻蟻何以異？”最終他也將淪為 歷史 長河中的滄海壹粟，有誰會記得壹個被封建專制統治戕害的小生靈呢？而如果他選擇活下來，雖然身心會倍受摧殘，但司馬遷堅信他的著作會千秋萬代地傳下去，壹切都將大白於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後人評說。如果這樣，即使被戮殺壹萬次，又有什麽可後悔的呢？我們很慶幸司馬遷做了這樣的選擇，不然，於中國的 歷史 、政治、經濟、軍事、文學等方方面面都將是壹個空前的損失啊！司馬遷在《史記》中宣揚了壹種壯烈的生死觀，生要生得轟轟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動地。
項羽兵敗垓下時，他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李清照頌揚他的詩永遠回響在 歷史 的天宇：“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項羽雖死，英名永存。
陳勝在生死關頭的勇敢抉擇讓司馬遷景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短短幾句話，句句涉及生死的大問題。陳勝認為要死就要為國家大事而死，這樣的死頂天立地。
藺相如先是為了和氏璧，後又為了趙國的尊嚴，兩次在強秦面前奮不顧身，司馬遷對此無限敬佩。他說：“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壹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這裏整個談的都是生死觀的問題，藺相如的“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話錚錚作響，坦蕩無私。
《史記》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三千年 歷史 大舞臺上壹個個鮮活的人和事，更是我們做人的典範。司馬遷借 歷史 這個大舞臺，彈奏出了貫穿於《史記》的昂揚向上、永不言敗、驚天動地、激烈悲壯的時代主旋律。《史記》極富陽剛之美，是壹部男子漢的書，《史記》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體現出的是悲壯而不是悲哀，它永遠不會讓人頹廢消沈，而是激發人熱血沸騰，急進拼搏。我們現在經常在談論對人的“三觀”教育，司馬遷的人生觀、生死觀、世界觀就是絕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如何體現生命最大的價值，使人生綻放出最燦爛的火花。司馬遷的成就無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偉大，這種精神將會經天貫日，與日月同輝。
因為以前沒人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