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竭力吸收並利用漢族的思想文化，以鞏固封建統治。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興學”之意，康熙、雍正、乾隆時都招羅大批知識分子，大規模地搜集、編纂和註釋古代典籍。
最大規模的編書是乾隆朝所編的《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請自《永樂大典》中輯錄古代亡佚典籍，弘歷親自批準設置四庫全書館，準備以十年時間，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壹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至五十二年（1787年）《四庫全書》繕寫完畢，歷時十多年。以後又檢查書籍內容，校對錯誤缺漏，並補充壹批書籍入四庫，直至五十八年（1793年）編纂工作才全部告竣。它基本上包括了我國歷代的重要著作，分經、史、子、集四部，***收圖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包羅宏大，豐富浩瀚，收錄書籍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壹部官修的大類書，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匯，使許多有價值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
參加《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有五百多人，除擔任總裁官的多為宗室、大臣外，其余分任總纂官、總閱官、編纂、校勘、提調等職務的，不少是當時的知名學者。紀昀（曉嵐）為實際主持者，次為陸費墀，有較大名望的還有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王念孫、姚鼐、翁方綱、於敏中、金簡、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朱筠等。四庫著錄的書，除小部分禦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書外，其來源有的是清廷內府藏書，有的是從各省采進，有的是各地官員和藏書家私人進獻，也有的是從明代《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已散佚的古籍。在編纂過程中，紀昀等著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對著錄的三千四百五十七種書籍和未著錄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六十六種書籍，簡要地敘述這些書籍的學術淵源、版本異同和內容，評論其優劣得失，是壹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弘歷自始至終關心編纂工作。經常向四庫全書館館臣賞賜食品、文房四寶、衣物等，書成之後，大宴群臣慶功。
《四庫全書》***繕寫七部，分藏於宮中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和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文淵、文源、文津、文溯稱為“內廷四閣”，又稱“北四閣”，大臣經批準可以查閱。文匯、文宗、文瀾稱為“江浙三閣”，又稱“南三閣”，弘歷南巡時諭令準許讀書人前往抄閱，但不得私自攜出閣外。還有壹部副本藏於翰林院。可惜圓明園文源閣本毀於英法聯軍之役，翰林院副本毀於八國聯軍之役，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藏本毀於太平天國戰火。原在避暑山莊文津閣壹部最完整，現藏北京圖書館。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弘歷命對全國書籍作了壹次大規模的檢查，查禁、銷毀和刪改了許多所謂“悖逆”和“違礙”書籍。在開設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上諭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壹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後，在各地遍貼曉諭，勸令藏書之家呈交“違礙”書籍；官府也派人到各地查訪，對各類書籍進行甄別，將查到的禁書送往北京；四庫全書館也從采進本中查尋禁書。這些禁書由弘歷過目批準後，在武英殿前投爐燒毀。
所謂“悖逆”和“違礙”書籍，開始時是指明末清初史書中對於清代不利的壹些記載，如清人入關後，對前世為明代臣仆，受過明代冊封等都不願提起，甚至禁止稱入關前為“建州衛”“女真”。弘歷有意要湮滅這些史跡，同時要禁絕明末清初壹些進步思想家、文學家，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著作中的民族意識和進步思想。以後查繳禁書的範圍有所擴大，從明代著作上溯到宋、元。凡宋人著作中言及遼、金、元，明人著作中言及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也在查禁之列。後來稍稍放寬，有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可以毋庸銷毀。如南宋初有壹部書《攻媿集》，其中不少碑傳、墓誌銘於修《四庫全書》時被改動。
塗改最多的是有關婦女部分。宋初沿襲唐風，女子可以改嫁，夫妻可以離異。程朱以後講理學，重名節，主張女人守節，從壹而終。清代更發展到頂點，康熙以後，朝廷每年都要大力旌表夫死殉節、未婚守誌之類的節婦，給銀建坊，視為常例。修《四庫全書》時，便刪削了《攻集》中反映女人不守節的部分，都改成從壹而終。其辦法是兩個丈夫中誰的官位高就算誰的夫人，別的丈夫塗去不記，實在荒唐得很。還有如“胡虜夷韃”等字樣，皆被改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壹月，正式頒布了四庫全書館擬定的《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後還陸續頒發壹些補充規定。在查繳禁書中，有二十多人的著述被焚毀，其中有呂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尹嘉銓、王錫侯以及錢謙益等。不但把這些書燒了，還要追查印書的版片。弘歷***下令燒毀了多少書，當時沒有精確統計，後世有人據《禁書總目》《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史料考察，銷毀書籍達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這是弘歷打著“文治光昭”的旗號幹的壞事和蠢事。
弘歷除了焚毀和刪改大批書籍外，還大興文字獄，對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思想言行進行嚴厲鉗制和殘酷鎮壓。
文字獄自古以來就是統治者借挑剔文字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清代自順治初就有，經康熙、雍正兩朝，到乾隆時期更為苛細頻繁，案件比前兩朝合計增加了四倍以上。其株連的廣泛，懲治的嚴酷，都大大超過前兩朝。反映了弘歷對漢族地主官紳的猜忌，和他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封建專制皇權而使用的殘忍手段。
乾隆朝的文字獄，除了少數幾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滿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任意羅織罪狀，濫殺無辜。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內閣學士胡中藻的《堅磨生詩鈔》內有“壹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其所擬的試題為《乾三爻不像龍說》，弘歷橫加指摘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並認為試題是譏諷皇上，將胡中藻處斬；胡的座師鄂爾泰已故，命撤出賢良祠；鄂爾泰的侄子鄂昌（蒙古族）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標榜問罪，後來又因他的《塞上吟》詩中，稱蒙古為胡兒，說他“忘本自詆”，令其自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舉人徐述夔《壹柱樓詩集》內有“明朝期振翮，壹舉去清都”，還有詠正德杯詩“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弘歷認為他有反清復明之心，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屍；前禮部尚書沈德潛是弘歷寵信的文學侍從，因給《壹柱樓詩集》作序，沈德潛已故不予深究，僅撤銷謚號，並將禦賜碑文銷毀。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銓，向弘歷上疏為他父親尹會壹請謚，弘歷批駁不準，認為賜給謚號是皇帝的權力，不能由臣下主動要求，同時告誡他家居要“安分”；尹嘉銓又上疏請將他父親和本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壹起從祀文廟，這壹下觸怒了弘歷，認為是“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鎖拿解交刑部審訊。在抄尹嘉銓的家時，詳細搜查他所著書籍，發現其著作中有“為帝者師”之句，弘歷生拉硬扯，竟然認為尹嘉銓是“儼然以師傅自居”，又指責說：“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尹嘉銓年過七十，自稱“古稀老人”，源出於杜甫的詩“人生七十古來稀”，沒想到弘歷自稱“古稀天子”，這又構成觸犯禦名、“僭妄不法”的大罪，尹嘉銓被處以絞刑。類似的冤獄幾乎遍於全國。清代詩人王撰有《聞雁有感》壹詩：“數聲哀怨半天聞，無限離愁寄白雲。矰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卻憂君。”龔自珍也有詩：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都是文字獄殘酷迫害知識分子的生動寫照。
文字獄是封建專制統治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領域樹立皇帝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的核心地位。它和籠絡羈縻漢族知識分子是“剛柔相濟，寬猛並用”的兩手政策，起著禁錮思想、鉗制言論、摧殘人才的惡劣作用，其後果是很嚴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學術上沈寂窒息的局面。讀書人不敢議論時政，不願意探討與現實關系密切的義理經濟，而是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爬來梳去，以逃避現實。弘歷統治後期，各地人民紛紛起義，使他的註意力轉移，顧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才不得不放松文網，文字獄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