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農歷甲申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後壹個皇帝崇禎帝在李自成農民軍的威逼下，以“三尺之組”畢命於煤山，標誌著大明王朝的結束。
大明王朝結束後，李自成也曾在金鑾殿上過了壹把皇帝癮。但為時不久，清軍入關，經幾番爭奪，李自成農民軍潰不成軍，中國的正朔終於淪入滿洲人的手裏，周邊少數民族再次君臨中原，中國歷史揭開新的壹幕。
明清鼎革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後世來說也留下了豐厚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所以，自清初以來，明史的研究，尤其是明朝滅亡史的研究，壹直引起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自顧炎武、黃宗羲至章太炎、柳亞子、黃節乃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郭沫若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明何以亡，清何以興？李自成的農民軍何以不能擔當王朝更替的歷史重任？
六十年前的上壹個甲申年即1944年，郭沫若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探討了明朝滅亡及李自成農民軍不足以成事的根本原因，並由此映射和批評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
郭沫若的這部著作引起了各方面的註意，國民黨方面很快組織相關學者對郭沫若的看法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評，而在延安的中國***產黨卻對郭沫若的看法感到由衷的贊佩，毛澤東甚至將這部歷史政論列為當時正在進行的整風運動的必讀教材。
在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的同壹年，另壹個四川大學者傅增湘也在北平撰寫了壹塊《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替換1930年剛剛樹立起來的《明思宗殉國處紀念牌》。傅增湘的這篇文章所探討的問題與郭沫若的問題基本壹致，也是分析明朝何以在勤奮愛民的崇禎皇帝的統治時期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但由於兩人的寫作背景不同，不僅其價值趨向有著相當的差別，而且其現實關懷也根本不同。大體而言，郭沫若是為了映射、批評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而傅增湘則除了抱怨國民黨當局不顧淪陷區人民的死活而壹味撤退，還告誡在華北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及那些身居高位的漢奸們要牢記崇禎帝的歷史教訓，以民為本，居安思危。
郭沫若的情況大家都耳熟能詳，而傅增湘由於二十世紀政治史的演變使其經歷非專業工作者不能詳。為準確理解傅增湘這部重要作品的真實含義，有必要對傅氏經歷略作回顧。
傅增湘（1872-1949）四川瀘州江安人，與郭沫若算是同鄉，字潤沅，後改字沅叔，由於其藏有壹部南宋本《資治通鑒》，壹部元刻本《資治通鑒音註》，故別署“雙鑒樓主人”；又由於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園”作為書庫，故又自號“藏園老人”等。傅增湘少年時代隨乃父宦遊江浙等地，1880年始定居天津。1891年入吳汝倫主講的保定蓮池書院問學，並因吳汝倫的介紹，結識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壹批政界、學界名流。1898年中戊戌科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凱幕府，得以結交北洋系的重要人物如馮國璋、段祺瑞等軍職人員，而自己實際上也成為北洋系比較重要的文人。辛亥革命爆發後，傅增湘受袁世凱的委任，參加唐紹儀領導的議和代表團南下議和。1917年12月，入北洋系內閣為教育總長，在職壹年有半，其間總統壹易，總理三易，而傅增湘任職如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北洋系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長蔡元培策動、包庇學生的責任，逼蔡離職。作為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居中調停無術，遂不得不引咎辭職。
辭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無意於再入官場，他此後雖然還曾擔任過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之類的公職，但基本上局限於文化類的閑職。他的所有興趣幾乎全部集中在圖書的收藏與研究上。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傅氏的收藏在當時可謂獨步天下，中外聞名，僅宋、金刊本就有壹百五十余種，後來編制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就著錄傅氏所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種，為同期個人收藏之冠。
或許是因為其藏書太多，或許是因為久居北方不習南方水土，或許因為年邁體弱，總之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傅增湘並沒有隨著大批的文化人南下，而是與數十輩舊文人留滯舊京，且壹如既往地從事古籍的收藏與整理。
自從脫離政界、賦閑家居之後，傅增湘確實如他自己在《七十自述》中所說的那樣，“沈冥人海，摒跡政途”，不再關心政治。但是面對日偽的統治，傅增湘又是怎樣的壹種心情呢？那麽這種心情又是怎樣支配他撰寫這篇重要的歷史政論文章呢？
其實，和所有的留滯在淪陷區的舊文人壹樣，在事變之初或許具有周作人所說的“俘虜”的感覺，既然他們無法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軍隊逃亡到大後方，既然他們不得不留在淪陷區淪為“俘虜”，那麽他們也要生活，哪怕這種生活是壹種“隱忍的勉強”，但生活必須繼續。所以，他們可以暫時不與日偽合作，只是隨著戰事的發展，他們看不到中國軍隊何時能夠光復，所以經歷過大清王朝三百年異族統治的漢民族不可能與日本殖民者持久地對恃下去。特別是隨著汪偽政權的建立，那畢竟也是漢族人的統治，至於說到他們受到日本人的支持，那重慶的政權何嘗沒有美國人的背景，那延安的政權何嘗沒有蘇聯的支持？於是經過壹段時間的磨合，不僅周作人這樣的新派文人終於下水了，即便連多年不問政治的傅增湘也無法逃脫與日偽政權的合作。這壹心跡的轉變，也可見於傅氏的《七十自述》，他說：“近歲戰事勃發，燕北舊都，別開新局，政府群彥，鹹屬故交，冀蔔匯征，***謀國是，披心相告，幸荷見原。”偽政府中的成員確實有壹大批傅增湘的老朋友、老同學，這從1941年8月27日在懷仁堂舉行的傅增湘七十大壽出席名單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名單居首的是王揖唐，他此時的職務就是南京汪精衛政府任命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基於這樣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生存環境，傅增湘較周作人提前壹年就下水，1938年他先是參加日本人控制的東亞文化協議會，並出任副會長，後又出任該會會長。而周作人在東亞文化協議會成立壹年後加入，至終也僅是該會的理事、評議員。不過稍有區別的是，周作人畢竟出任過偽政府的行政職務，而傅增湘充其量不過是當時北平的社會賢達而已。
這樣說當然不意味著傅增湘是壹個沒有民族節氣的人，他雖然長時期地脫離政治，但他畢竟是經歷過戊戌變法，參加過辛亥革命，介入過五四運動的政治老人，所以在他的骨子裏，在他的思想深處實際上依然蘊含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從他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中可以獲得壹定的感知。
明清易代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以極大的震動，素有嚴“夷夏之辨”思想傳統的漢族知識分子無論如何也不甘心於少數民族的統治，在有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滿漢之間的沖突時隱時現伴隨著清朝統治的全部過程，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王朝，其最具號召力的口號依然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由此可見漢族知識分子具有怎樣頑強的民族心態。這壹思想傳統也深刻影響了傅增湘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在這篇紀念碑文的開篇就格外強調“余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於有明”（以下凡引《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者，均見張富強《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寓意何在》壹文，載《中國紫禁城學會會刊》總第13期，2003年12月），格外強調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地位，其弦外之音當然是不滿意於或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仔細尋繹下面壹段話的含義，我們似乎可以從中得到某種啟示：“蓋太祖以布衣起兵，驅蒙兀，掃群雄，光復神州，創業同乎漢高。”這顯然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肯定明朝的正統歷史地位。
在明清易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看來，大明王朝亡於滿族人之手是為亡國，而如果當年大明王朝亡於李自成之手，那只是漢族人內部的爭奪，不過是王朝更替，是朱家的天下變成了李姓王朝而已。所以，這些漢族知識分子在痛恨滿族統治者的同時，也對李自成的農民軍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深感惋惜，也在不斷地總結、反省李自成農民軍最終沒有完成王朝更替的根源。
李自成的農民軍不足以擔當王朝更替的歷史使命，那是因為它的許多政策不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特別是其流寇主義的傾向使其沒有壹個鞏固的後方，所以壹旦清軍入關，大軍壓境，李自成的農民軍在短暫地占領了北京之後便不堪壹擊，壹哄而散。這是從農民軍方面說。
至於從明朝的統治立場上看，大明王朝的最後壹個君主崇禎皇帝是有明壹代特別是明中後期少有的明君，少有的勤奮愛民之主，然而他以十七年的宵旰憂勞並沒有挽救明朝的滅亡。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另類的亡國之君。對於這壹點，傅增湘在他撰寫的這篇碑文中深感惋惜，他寫道：“迄於思宗，運丁陽九，毅然舍身殉國，且遺書為萬民請命，其悲壯之懷，淪浹於人人心腑者，歷千齡萬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風，未嘗隨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後世所宜崇敬者也。況碧血遺痕，長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寧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揚修烈也乎？”其惋惜、遺恨之情溢於文字之間。
明朝的滅亡有其自身的必然邏輯。按照傅增湘在這篇碑文中的分析，大約自明萬歷以後，久享太平盛世的明朝統治者不思進取，他們在祖宗創建的基業上盡情享受，明神宗竟然身居宮中幾二十年不理朝政，君臣隔阻，政事叢脞，綱紀廢弛。繼之以明光宗之短命，明熹宗之庸懦，後黨與閹寺交替弄權，荼毒忠良，民心離散，內憂外患壹時並起，大明王朝已經到了氣數將盡的關頭。當此之時，明思宗崇禎皇帝繼承大統，整肅朝政，召用舊人，手除奸佞，重建綱紀，奮奮然欲大有作為。無奈大明王朝的政治元氣淪喪已久，大勢將傾，朝廷內部的門戶之爭接連不斷，而周邊的少數民族如女真在過去的若幹年中利用明朝統治的不力而崛起，開始有意識地問鼎中原。再加上連年的饑荒而賦稅不減，民不堪命，流寇四起，危機四伏，卒至釀成滔天巨禍。所以，氣數已盡的大明王朝並沒有因為有了聖明的崇禎皇帝而不亡，充其量崇禎帝只是減緩了明朝滅亡的時間而已。於是傅增湘不禁嘆息：“嗟乎！以勤儉愛民之主，十七年宵旰憂勞而終無救於危亡。卒至以萬乘之君，畢命於三尺之組，其事可哀，而其誌彌烈矣！”
緊接著，傅增湘還提出壹個深有意味的問題，他說，“觀夫甲申之歲，靈武、大同相繼淪陷，李建泰疏請南遷，帝召示群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知思國之誌，固已早決。及垂絕題襟，有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之語。揆諸孟子民貴君輕之旨，大義凜然昭示千古，是帝之壹死可以振壹時忠義之氣，更足以激勵萬世不死之人心。故當時上自縉紳，下逮傭保，既多慷慨赴義之徒，而至今登萬歲之山，撫前朝之樹者，亦未嘗不感舊傷懷，欲叩九閽，而壹抒其悲憤也。”如果我們稍微知道抗戰初期的那段歷史，我們看到那時的所謂黨國領袖當東三省、華北地區相繼淪陷之後，他們有誰像崇禎皇帝這樣拒絕遷都、堅持抵抗，不惜以壹己之生命激勵萬民之奮起呢？更有甚者，這些逃到大後方的所謂抗戰領袖，他們對那些根本無法逃離故土的無數同胞，什麽時候給予過關懷和安慰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傅增湘的這篇碑文如果壹定要說具有什麽現實意義的話，那麽就是他通過相當隱晦的話語表達了他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議，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初期不顧百姓的死活而壹瀉千裏的大退卻表示了自己的憤慨與蔑視，他理想中的抗戰領袖至少應該像崇禎皇帝那樣第壹應該堅持就地抗戰精神，不能丟下人民不顧而自己逃到了大後方；第二應該像崇禎皇帝那樣在自己的臣民不得已淪為敵人的“俘虜”的時候，應該通過不同的方式向敵人表達這樣壹個信念，那就是國土可以任妳們就占領，但希望妳們不要傷害我的百姓。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按照傅增湘的期待而發生，留滯舊京的傅增湘等文化老人只能按照自己的邏輯生存下去，他們或許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抗戰會因國際局勢的變化在八年之後結束，更沒有想到他們在淪陷區的作為被視為壹種文化漢奸行為。通過傅增湘《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牌》我們看到壹個文化老人在淪陷區的苦悶心情，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人的心態提供了壹個新的參照。